清代天津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9)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42 《山东社会科学》 张献忠 参加讨论
(二)科举家族、私家园林与文人交游 天津的科举家族中，有很多都是因业盐而移居天津的富商，子孙因此入籍天津，如张霖、查为仁家族都曾是富甲一方的大盐商，出过两名举人、两名副榜贡生的李承鸿家族本系浙江山阴人，也是“业盐来津，遂家焉”(30)。这些盐商家族，大都附庸风雅，为此，他们还热衷于兴建私家园林，并以园林为依托，广交天下文人雅士。张霖移居天津后，在津城东北锦衣卫桥(在今河北区金钟河路至小关大街附近)建造了问津园，又在津城外东北隅建造了一亩园，一亩园中有垂虹榭、绿宜亭、红坠楼、浣烟楼、遂闲堂等胜景。张霖“尊贤重士”，“每逢乡、会两闱，四方之士出都者赠以资斧，留都者多延至津门”，“迎送无虚日”。(31)当时大江南北的名士，如姜宸英、赵执信、朱彝尊、梅文鼎、方舟、方苞、吴雯、徐兰、沈一揆、邵长蘅、查慎行以及天津本地文人梁洪、李友太、龙震、黄谦等，都曾寓居其园内。(32)张霖从弟张霔还曾与梁洪、龙震、黄谦以及大悲院主持世高等成立“草堂诗社”。(33)康熙四十五年，张霖因被奏劾“居家豪纵”、“与查日乾以一万官引带卖私盐”(34)而入狱，家产亦遭籍没。张霖家族虽然因此而家业中衰，问津园、一亩园、遂闲堂亦由此衰败，但张霖之后，其家族科名绵延四代，风雅历久不衰。张氏家族依托园林广交各地文人雅士，改变了天津“尚勇力而椎鲁不文”的社会风尚，对天津文化事业尤其是诗文的兴盛具有开拓之功，故梅成栋评价说：“津门诗学，遂闲堂张氏首倡其风。继之者则于斯堂查氏也！”(35)梅氏所言可谓公允之论。 继张霖之后，查氏家族的水西庄更是将天津传统的诗文推向巅峰，并使天津成为当时北方文坛的代表。水西庄始建者为查日乾，康雍之际，查日乾发现“天津城西五里，有地一区，广可百亩，三面环抱大河，南距孔道半里许，其间榆槐柽柳，望之蔚郁”，“因购为小园”，开始营建私家园林，“营筑既成，以在卫河之西也，名曰‘水西庄’”。(36)乾隆年间，水西庄又多次扩建，遂成为“津门园亭之冠”(37)。以水西庄为依托，查氏家族广邀各地文人雅士，常年组织各种诗会，水西庄的胜景、文人雅士的唱和以及查氏盛情又不断地吸引着各地的文人前来，到查为仁时，水西庄的文化活动达至鼎盛，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遥相呼应，各领北南文坛之风骚，“四方闻人过沽上者，争识之。斗韵征歌，日常满座，北海风雅，及亭馆、声乐、宾客之盛，咸推水西庄”(38)。就连乾隆皇帝路过天津，都要驻跸水西庄。除了宾主之间赠答酬唱、举办各种诗会外，水西庄还曾组织编纂《天津府志》、《天津县志》以及诗文等图书的刊刻活动。水西庄成为北方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文人雅士聚会之坛坫，除查氏外，主坛者还有厉鹗、汪沆、杭世骏、刘文煊、陈皋、万光泰等知名文人，其中汪沆主查氏水西庄长达五年。在水西庄的文人群体中，以江南特别是浙派文人居多，但天津当地的很多知名文人也都参与水西庄的文化活动。以水西庄为依托的文人群体的各类活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盛事，更使天津文学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彻底改变了天津“椎鲁不文”的风貌。 继水西庄后，另一科举家族的李承鸿“筑‘寓游园’城东，有半舫轩、听月楼、枣香书屋诸胜，馆诗人康尧衢于家，日与郝仁、金铨、吴人骥辈结社联吟，提倡风雅”(39)。李承鸿之孙李云楣还与梅城栋等人组织结社，后称梅花诗社，其活动也多在水西庄遗址举行。 天津科举家族这种依托私家园林组织的文人之间的交游活动，使包括天津在内大江南北的一大批文人聚合成一个个群体，互相吟咏酬唱、探究学术，从而又使文人群体衍变为一个文学的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的产生是清代天津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极大地促进了天津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又进一步催生了更多的科举家族。 对于私家园林、文人交游与天津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天津县新志》的编纂者也有着深刻的认识：“沽上自遂闲堂张氏盛起园林，款接名士，极一时人文之盛，其后水西庄继之，迨查氏衰落，承鸿接轸前轨，虽具体稍微，而流风赖以不坠。”(40) 文人之间的交游实际上也是为了积累社会资本。根据布迪厄的理论，“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41)。张霖之所以在经历牢狱之灾和家产遭籍没后，科名仍然绵延四代，应当与这种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有很大关系。查日乾之所以“四方闻人过沽上者，争识之”，也是因为其在与各地文人雅士的交游中获得了丰厚的社会资本。正是在“无休止的社会交往”中，这些科举家族的社会资本不断地得以再生产，其地位和声望也因此获得了地方乃至全国士人的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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