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津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8)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3:10:18 《山东社会科学》 张献忠 参加讨论
三、天津的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 隋唐时期，由于科举制刚刚确立，世家大族依然主导着地方社会。宋元以后，科举制度日趋发达，由此造就了一个士绅阶层，并取代世族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全面参与并主导基层社会的治理。但是，直至清初，天津的士绅势力并没有发展起来。原因有二： 其一，天津是一个移民社会，虽然早在明永乐年间就已经建城设卫，但有明一代，天津仅仅是一个军事建制，而非独立的行政建制。天津的移民以军队、商业和手工业移民为主，而且商业和手工业移民也都主要是为漕运和驻军及其家属服务。除卫所驻地外，大部分居民都以村落的形式分散在各地。这种情况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其二，乡绅阶层系借科举而兴，但是如前所述，天津“俗尚勇力而椎鲁不文”，自有明以迄清初，登科者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士绅阶层。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明代天津的文化和社会事业皆乏善可陈。直到清雍正年间，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雍正年间，天津置府设县后，人口的集聚效应以及对周边的辐射力显著增强，尤其是很多文人和富商开始定居天津，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天津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科举兴盛特别是科举家族的迭现就是天津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这些科举家族在天津的定居时间大都不是太长，他们更需要获得地方社会的认同，而积极参与文化社会事业，无疑是获得社会认同、彰显其士绅身份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较之于传统乡村社会的士绅，天津的这些科名获得者及其家族更有积极参与天津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内在冲动，从而使天津的文化和社会事业空前繁荣。 (一)科举家族与教育事业 科举制度确立后，承载并连接了文化和教育功能。为实现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传递，清代天津的很多科举家族都非常重视对本家族内子孙后代的教育。不仅如此，由于文化资本还具有象征性，而这种象征性往往体现在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参与上，因此天津的科举家族大都致力于地方的教育事业。他们大都能够奖掖后进，有的还开馆授徒，使天津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士。朱承命、朱同邑父子皆有科名，朱承命系顺治六年进士，朱同邑系康熙三十八年举人。雍正初年，朱同邑子朱函夏、朱绍夏兄弟二人又以贡生举博学鸿词。朱氏家族的名望并不仅仅体现在举业上，他们还非常注意奖掖后进，朱同邑“善教人，经其指授者多成名”，晚年又“馆于静海元氏之别墅”。(15)朱函夏也是“造就津邑名彦最多”(16)。黄祐、黄成彦父子皆举人，葛沽人，其中黄成彦乾隆四十五年举人，官冀州训导，“居官未一年，告养家居”，“教授生徒最众”。(17)天津的靳氏家族也是科名颇盛，靳连、靳世菁父子皆举人，靳连之从父靳家修为恩贡生，候选教谕，被“大府聘为义学师，教授数十年，乡人以科名文学显者多出其门”。靳连的另一从父靳家相为廪膳生员，“授徒河东，从学者不计束修，成就甚众”。靳连更是“主义塾二十余年，士子赖其裁成”。(18)周氏家族的周人麒乾隆十年官至翰林院检讨，后因病告归，“丹铅不废，乡人从之游者甚众”，又应广东顺德知府邀请主讲龙冈书院，乾隆四十七年再度归乡，“教授乡里”。(19)曹云升，乾隆二年进士，其子孙分别为乾隆和嘉庆年间的举人，曹云升“授徒沽上，成就甚众”(20)。金思义，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其孙金凤洲，道光二十九年举人，除其祖孙二人外，其族人中还有1名进士、2名副榜贡生，属于典型的科举家族。金思义“以课读为事，从游甚众”(21)。董岱、董启祥父子分别为乾隆二十四年、五十三年举人。董岱历官景州学正、湖北荆门州州同、远安县知县，致仕家居后，“捐修府县学宫，复募钱生息为岁修费”(22)。姚承丰中举后，“家居授徒，县人陶云升、高阳人李鸿藻，皆承丰戚，同出其门，复同年举进士，士林艳称之”(23)。陈其昌，字星辅，号杏圃，世居城东四里沽，与其孙陈世镛、陈世锐，分别为道光二年、咸丰十一年、同治三年举人，陈世镛“授徒里门，所成就多知名士”。(24)杨一崑“绩学授徒起凤楼书社，后进多所成就”，他对今天津河东区的教育事业更是有开拓之功，《天津新县志》载：“城东盐坨滨河朴陋，其人民逐末食力，不习诗书，一崑假馆其地十年，门徒日盛，遂使弦歌比户，由野而文，人谓一崑为盐坨开山之人焉。”(25) 除了开馆授徒外，一些科举家族还捐资兴修学宫、书院，甚至创办学校，有的还任书院讲席。如赵之符致仕归家后，“奖掖后进，两修学宫”(26)。张霖家族的张琯亦曾捐资兴修书院。(27)吴惠元，字仲孚，号霖宇，吴景周(嘉庆十八年副榜贡生)之子，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升山东道监察御史，官至礼科掌印给事中，致仕后，主讲辅仁书院。(28)近代教育传入中国后，天津的科举家族又开始致力于近代教育事业，如华学涑于庚子之变后，“创立自立小学校，继改为初等工业学堂”，1906年，“又纠合同乡，创办畿辅实业学堂”。(29) 科举家族积极参与天津教育事业，一方面使天津人才辈出，进一步促进了天津科举的繁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自身的声望，为其自身乃至整个家族进一步积累了文化资本。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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