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朝庆 司文晶:国民意识建构的社会逻辑与张力——以民国时期的女工群体为例(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9:11:16 《学术研究》 宣朝庆 司文晶 参加讨论
二、社会舆论与组织规训：女工的国民意识型塑 (一)女性问题：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民族国家话语对女性产生影响，使女工产生新的身体观，这一过程是通过构造公共舆论来实现的。这场身体“革命”始于地理空间上的职业流动，止于身体空间上的形象改造。工业化以来，女工打破传统，从乡村家庭步入城市和工厂，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传统观念在迅速消失，适应城市和工业化需求的新观念在发生。早在19世纪末，上海的贫家女子就形成了争做女工的风气，往往一听说招工，就呼朋引伴前去应招。[20]天津到1920年代随着六大纱厂的出现，女工也获得了更多的职业机会，一些农村形成了进城的风气，认为不进城市是没出息的表现。[21]有当事人回忆资料显示，没有工作的女性竟会被人瞧不起。[22]相关职业妇女调查也发现，通过职业获得经济独立，逐渐成为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心向往之的生活样态。[23] 面对女工不断出现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精英群体主导的社会舆论不断提高对女性身份地位问题的关注，在女子教育、职业、婚姻、犯罪等方面进行长期讨论，甚至引发了“妇女是否应回归家庭”的大辩论。围绕“妇女是否回家”产生的声音大致可以分为保守派和激进派。在论战较为激烈的福建、重庆和桂林等地，《妇女共鸣》、《浙江妇女》、《江西妇女》、《妇女生活》、《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等报刊多持反对妇女回家的论点，而《战国策》则传达出支持的声音。从双方论战的内容看，保守派秉持生理决定论，认为女性受性别分工和能力限制，应该充当家庭中的贤妻良母，主张妇女回家，以减轻严重的男性失业问题，并提高生育率，为战争储备充足人口；激进派则反对妇女回家，认为性别不平等是社会文化构建的产物，应该通过阶级和民族解放实现妇女解放；妇女除了家庭责任之外应该肩负起社会责任，从职业、劳动、教育、婚姻等方面实现性别平等。[24][25] 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但在女性现代性问题上却保持某种一致性。大家承认女性在现代性转变方面做出的努力，并且要求女性接受教育，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角色。[26]如《东方杂志》、《觉悟》、《新青年》、《妇女周报》等杂志，虽然彼此立场不一，但都在倡导女性的社会责任。[27]这些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与女性的自由和权利不可分割的，因此报纸杂志上的社会舆论反对缠足，提倡改变婚恋旧俗，提倡女学和女权，[28][29][30]以女性为办报主体或发行对象的报刊更是极力主张女性在教育、政治等多方面的权利。[31]由此看来，社会舆论在女性改造问题上达成了一定共识，这也构成了社会风尚的内核。 (二)舆论导向：从工业需要到国家建设诉求 近代以来，工业化对生产性身体的需求塑造了新型女工，而民族国家话语则持续对女工身体进行重新编码，通过舆论制造国民意识。以1934年桂林雇用五千名女工修建汽车公路为例。有言论认为，这是提倡女工参与国家和地方建设的具体成果，[32]并赞叹它是女子解放运动的大胆尝试，有利于改良族种，筑路女工是真正的“摩登女子”；[33]如若只征召男工，则是剥夺女子为国家社会服务的权利，不使她们尽国民应尽的义务，并且将广西女工“苦干”的示范作用视作民族复兴的象征。[34]把劳作的女工与摩登女郎相媲美，把女工的劳作视为一种解放、一种国民义务，这是对女工身体的再次书写，把女工身体与民族国家建设、种族存亡连接了起来。[35] 对于工厂女工，身体健美、符合国家需要或者适合工厂劳作被置于积极的舆论评价中。这一时期，女工多集中在棉纺织、地毯、火柴等轻工业领域。对体力要求较高的清花、梳棉、成包、浆纱等任务最初由男工负责，1920年代之后就逐渐转为强壮结实的女工负责。[36]天津恒源纱厂的一份调查写道，“在机器的海里工作……缠足的女人是不被收容的……所以你一走进厂去，会感到女人的健美，同时会打破女人不能负重的观念。钢丝补的纱筒，一筒一筒地提过来提过去的是女人；打包开纱包的，又紧又方正，捆扎的也是女人。她们工作迅速敏捷，使看着的人眼花。她们表现着劳作的精神，同时每一个人脸上都是很舒展，像是很快乐的样子”。[37]这段叙事中，作者不仅将工厂车间里的众多机器比作“海”，将具有天足的女性视为“健美”的，且极力赞扬女工工作的美好精神状态。在女工“男性化”特征赞扬声中，似乎工厂中的劳作将女工锻造成与男性无二致的工人，性别化身体不复存在，繁重的劳作和严苛的工厂管理都被弃之不顾。这种现象显示出，社会风尚对女工的期待和女工的身体形象正在不断发生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