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朝庆 司文晶:国民意识建构的社会逻辑与张力——以民国时期的女工群体为例(5)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17 《学术研究》 宣朝庆 司文晶 参加讨论
三、家国矛盾：日常场域中的身份认同张力 值得注意的是，女工国民观念的形成及由此产生的行动选择并不等同于她们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提升。由民族国家建设诉求主导的舆论把重点放在女工的国家义务方面，引导女工的民族国家认同，却甚少关注女工的工作强度问题，有意无意间忽视了女工的社会权利问题。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女工人数不断增长，国家观念、国民意识不断提高，但“权利”仅仅作为某种舆论标签，以口号性的方式被女工习得，成为女工构筑自身认知图式和开展罢工行动的工具，多数女工既无法得到与男工对等的工资福利，也未获得产假等权利。[49][50]面对权利的缺失，在上海这样棉纺织业发达的城市中，女工经常为争取权利而罢工。虽然这些罢工同时也受到地域、帮会、党派、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反映出女工们还缺少自立自主的行动能力，[51]但足以说明国民意识型塑与女性劳动者社会权利之间的张力。 在女工身份意识紧张的背后，隐藏着国民意识构建逻辑上的深层次问题。在社会舆论的引领下，女工被要求摆脱自身的家庭定位，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与此相关，女工身体也异化为对国家的想象，成为权力运作的对象和目标，被不断操纵、塑造和规训，迫使女工不断地调整与适应。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男性精英控制着改造的目标。通过强调女性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男性权力希望将女性身体塑造成具有男性化气质和功能的“凝视”对象，“女性”与“国家”在这种凝视中得到统一，而男性主导的新型父权结构也获得了自我的胜利。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话语和权力合谋在促成女工身体国家化的同时，也让她们对日常生活选择和生产性身体的形成充满了困惑。 众所周知，女性在传统社会一直处于最底层，特别是年轻女性，在家庭中地位更低，是工业化给她们带来改变的经济机会。近代工厂兴起之初，主要的生产力是男工，直到19世纪后期工厂才开始招募女工，女工大规模的出现则是20世纪20、30年代的事情。工厂招募女工的最初动机是女工较男工更驯顺、易管理，且工资低廉。[52]这也决定了女工生存环境的艰难。由于大众观念转变上的滞后性，底层女工不仅要承受世俗社会的舆论压力，而且还要和男工之间进行竞争，以求得生存空间。家庭、工厂和社会共同构成了女工的日常生活场域，在面对身体化国家的要求时，她们必须在复杂的日常生活场域中做出权衡和抉择。 家庭对她们来说充满了矛盾，是个既想逃离又想归依的场所。对女工的一项战时社会调查显示，在3100个工人中，差不多一半是为逃避家庭或婚姻纠纷，或因失学而被“半工半读”宣传吸引而来。[53]由此看来，家庭中的父权压迫是导致女工进厂的重要原因，进厂成为女工获得解放的有效途径。[54]但是，经济危机、战争、生病、受伤，或被解雇都会造成女工失业，家庭还是她们所依赖的港湾。同时，结婚、生育等因素却又是迫使她们选择离职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社会保障权严重缺失的情况下，结婚与生育始终困扰着女工们。通常女工的适婚年龄会因工作而延迟，在自由婚姻尚未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婚后生活不仅让女工增加了家务劳动的分量，更使女工因生育而面临失业的风险。[55]为生计考虑，女工即使生育也仅休息很少时间，甚至有人将孩子生在车间里；而在工厂方面，怀孕是厂方拒绝招收部分女工的一条重要标准，女工别无他计，只能以拖延结婚，或尽力遮掩怀孕身体的方式换取工资收入。[56][57]有很多人拼命干活挣工资，孩子却因缺乏照料而夭折。[58] 所以，尽管民族国家话语主导下的社会风尚鼓励女工独立、自强，承担国家义务和社会责任，但是她们迫于生计原因，往往难以达到民族国家话语的最高要求。比如在上海，当生计遭到威胁时，即使被认为是不爱国行为，苏北女工也会选择留在日本工厂工作，因为上海的中国人工厂更喜欢招收江南女工，苏北女工只能如此。[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