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朝庆 司文晶:国民意识建构的社会逻辑与张力——以民国时期的女工群体为例(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8:11:39 《学术研究》 宣朝庆 司文晶 参加讨论
舆论场中关于女性、女工的现代认知，除了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外，则是国家对新国民的渴求。为应付现代化需求，赢得国际竞争，国家希望把走出家庭的女性整合到民族国家建设中去。因此，作为新生工业化力量的女工成为各种论争的焦点，受到精英权力和话语的合谋重塑。在精英们看来，国家的现代化需要女性成为合格的生产者，具有天足、身体康健的生产性身体成为改造的目标，符合这些条件的女工的工资也相对较高。[38]这种新的分类和编码，通过社会舆论的洪流袭向女工群体，让她们自认为只有具备强壮的、健美的甚至是某种男性化特质的身体，才能担负起强国保种的社会责任。随着国家的义务日益成为女工的社会行为目标，她们的生存压力如何应对，她们的个体权利如何维护，则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忽视。 (三)组织规训：劳动教育中的国家意识养成 在舆论引导之外，组织化的劳动教育有力加快了女工的国民意识进程。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有组织的劳动教育得到快速发展，造成女工的国家意识的快速成长。1932年实业部颁布《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简称《大纲》)，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三种”，而公民训练则包括三民主义、地方自治浅说、本国大势和公民道德，并附加指出“以上所列课目得用演讲及浅近读物教授学生并得在课外指导学生组织各种机会实际训练”。同年，有人在《劳工月刊》创刊号上主张“站在民族意识上去研究劳工问题”。这显然与1931年开始的抗日战争有关，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危险再次使民族国家话语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把女工纳入民族大义历史叙事的同时，也在宏观层面上强化了“天下兴亡、女工有责”的责任观念。此后，劳工教育的推行得到各地政府的响应，与之相关的实施细节也不断明确。从陈振鹭撰写的《劳工教育》一书中可以看到，他将“劳工的公民训练”分为“工人运动的训练”、“民族意识的培养”和“工场和平的注重”，希望工人能够认清民族解放和工人命运之间的关系。[39]在谈及实业部颁发的《大纲》时，他认为，“地方自治浅说”部分意在加强工人的民权训练，“本国大势”要求工人必须了解民族当前的实际情况，要激发他们参加民族解放与振兴事业的积极性。全面抗战的爆发进一步增强了国人的民族意识。1938年5月20日，宋美龄主持召开妇女界庐山谈话会，商谈的议题包括战时妇女工作问题、如何动员妇女民众、鼓励妇女参加生产事业、如何改善妇女生活、妇女团体联系等。参与会议的代表既有国民党方面的精英女性，也有共产党代表邓颖超，以及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邓裕志等。会议确定最高妇女运动指导机构为原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和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40]可以说，这次会议是整个妇女界为应对抗战所做的全方位动员，对此后的妇女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推动下，民族国家观念得以不断强化，女工和其他群体一起承担起抵御外辱和民族振兴的责任，共同参与到大后方的战地服务、国防和生产建设中，努力工作。[41][42][43]敌占区的女工采取多种形式的抗争，有人选择逃离敌占区，要“回到祖国去”，为“祖国增加生产”；[44]有人则直接在工厂展开抗敌斗争，怠工、破坏机器和产品。[45]社会调查发现，抗战时期天津纺织厂里的女工与男工、守卫、工头等合谋进行产品“盗窃”，以对抗经济动荡，反抗日军占领，[46]但这一行为在日军投降后大幅下降，因为工人们认为这些工厂物资已经“是我们的，不需要偷窃”。[47]抗战时期的社会舆论通过构建对立性的“他者”，加上战时社会动员和工人教育，使女工逐渐认同民族国家的话语叙事，身体的国家化得以加强，国家和个人之间获得了紧密联系。 综观近代以来女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民族国家话语机制的影响下，逐渐内化了的国家认同赋予女工以新的身份和责任。所谓“劳动妇女关系民族强弱至巨也”，[48]正是凭借着民族国家话语，个体女工开始日渐融入到近代国家建设进程中，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女工地位的持续性转变提供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