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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朝庆 司文晶:国民意识建构的社会逻辑与张力——以民国时期的女工群体为例(6)


    同时,工厂中的性骚扰现象普遍存在。有些时候,男工和男性管理者的侵犯与骚扰甚至被当作一种纪律,用来惩罚犯错误的女工。[60]受传统道德舆论和男性思维的钳制,女工无法进行个体抗争,这一现象也经常被忽视。因此,男性主导的跨阶层共意,集体压制了女工的话语诉求,舆论媒体经常将受到骚扰的女性归为自甘堕落,消解女工的反抗。[61][62]同时,女工为了获得工作机会或者较为轻松的活计,不得不迎合男性的凝视目光,通过剪发、涂抹脂粉等方式将身体重塑为某种具有吸引力的存在。[63][64]民国报刊对女工这方面的叙述相对较为普遍,女性的身体在这些话语中遭到无情解构,它不再是私人空间里的神秘存在,而是公共空间里的展示品,接受来自工厂男工、管理者以及社会大众的审视。传统道德观念和民族国家话语构筑的双重父权结构成为这种展示的评价标准,女工自身的主体发声或明或暗地被屏蔽。尽管此时革命话语致力于揭示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将女工归类为无产阶级,通过描述女工的悲惨境况以激发其阶级意识的觉醒,还进一步指出妇女在男权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从而为妇女解放提供依据,但它也认可女性的生产价值,使自己的论述自觉依附于民族国家建设诉求。
    综上所述,近代女工的大规模发展与民族国家观念及其实践同步,民族国家话语作为一种权力规训机制,直接或间接对女工产生影响,并将女工纳入到国家建设的社会工程中。近代以降,民族国家话语成为各种思潮发展的主线,它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后,表现出抗争性、责任观和父权制的特征,由此也重构了女性的时空处境。以此为基础,社会舆论引领女性逐渐脱离家庭,转而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话语和权力的合谋通过劳动教育也重塑了女工的身体。但是,由于女工日常生活实践的复杂性,使这两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女工个体与国家需求之间表现出多种张力,不过经过长期反复的互动往返,民族国家话语逐渐将女工纳入到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使女工的生命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女工实现角色转变,成为国民的缩影。进而言之,中国现代国家认同的形成,在清末以来经历了两个过程,一是社会上层以自由结社为开端,达成国家建设共识,产生民族国家话语;二是社会下层以社会舆论和劳动教育等条件为基础,在民族国家话语的影响下逐步产生时代性国民意识,强调责任与义务,而忽视权利保障。随着时代的进步,超越民族国家话语,扭转女工乃至整个劳动者阶层的权利缺失,成为劳动权利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的文化命题。惟其如此,才能进一步完善国民意识,增强国家凝聚力,加强国家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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