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汉代在疏勒河冲积洪积扇上至少应存在东北、正北、西北三条径流。疏勒河水在中游一分为三，分别流人不同的区域。由于注人东北洼地的仅是疏勒河径流的一部分，在此无法形成如清代布鲁湖那样面积的水域，应主要为沼泽草甸景观，不排除小型湖泊存在的可能。踏实洼地因有西北径流的注入，水草条件应远好于今日，不排除有一定面积的湖泊水域存在。在东北洼地与踏实洼地之间的弧形扇缘地区，由于正北径流的存在，泉水应比现在丰富，地面植被应好于今日。北部径流向北通过乱山子峡谷，成为今瓜州县城附近下游径流的来源（图3）。
唐代的情况应与汉代基本相似，但由于在今玉门镇一带没有唐代城址发现，或许东北径流已经不复存在；如此，必然导致正北径流与西北径流的增加，踏实洼地的水面可能较汉代有所扩大，踏实洼地与双塔之间扇缘区的植被也有可能好于汉代，同时东北洼地湖沼应较汉代萎缩。唐代扇缘西部、北部曾被大举开垦【46】，使得疏勒河径流大量耗费在中游，从而导致芦草沟下游绿洲的萎缩与乱山子以下径流的缩减【47】。如果《元和郡县图志》中对于大泽面积的记载正确，那么其只能存在于扇缘的西部与北部，从而大致与李并成先生所划定的冥泽范围相仿。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主要水面应集中于踏实洼地，北界不应超过芦草沟的范围，且水面总面积应小于清代布鲁湖，大泽的主体应以草甸为主。而今日在踏实与布隆吉之间的扇缘多有沙丘分布，唐代既可统称为大泽，则水与植被条件应远胜于今日【48】，因此在正北径流与西北径流之间甚至还可能存在其他径流注入这一地区。
汉唐时代疏勒河中游水系的情况大抵如此，下游情形究竟如何？其中的关键是疏勒河下游河道的终端究竟在哪里。汉唐时期，疏勒河中游唯有西北径流与正北径流可以进入下游地区。西北径流转化为芦草沟流水后，在今敦煌、瓜州之间形成一片以沼泽、草甸为主体的绿洲，此应为汉代的渔泽【49】。正北径流穿过乱山子后并未如今日一样偏向正西，而是偏向西南，经六工破城子一带汇人渔泽。笔者认为，渔泽就应是汉代疏勒河下游的终点，在洪水期也可能有水进人哈拉湖一带，但今日疏勒河从瓜州县直取哈拉湖的河道可能尚未形成或基本没有径流。笔者的这一结论是从汉长城的走向来观察的。斯坦因曾注意到，汉长城在双塔以东皆修筑在疏勒河以北，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守水源，阻止从北山南下的游牧部落骑兵到疏勒河边取水；但斯坦因同时也注意到，乱山子以西的长城则修筑在现在的疏勒河南岸，他认为这是由于这一段疏勒河远离南部屯田区的缘故【50】。但笔者认为，汉人修筑此段长城时未必放弃保卫水源的原则，因为汉长城依然在渔泽北部的沼泽边缘顽强地穿行，之所以不修到现代的疏勒河以北实在是因为这一段河道尚未形成有效径流，因此不值得设防。唐代时渔泽的北部地区已经沙漠化，乱山子以东来水又十分有限，因此疏勒河径流似不可能流至今哈拉湖地区。学者根据道里、方位判断，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所记载的兴胡泊应处于今日哈拉湖的位置，但“其水咸苦，唯泉堪食”，说明其无法排盐，不可能是一个河道湖，至多是一个终端湖；且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的面积远小于清代哈拉湖“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的面积【51】，以致斯坦因误以其为哈拉湖西南的碱泉子【52】。清代哈拉湖水面是接纳疏勒河、党河来水而共同形成的，兴胡泊的面积既小于哈拉湖，应该只是作为党河的终端湖而已。
本节最后略谈哈拉湖以西的河道与地面径流问题。哈拉湖以西确实存在干涸的河道，且至今多有泉水露头，在有些地方还可能形成盐沼与径流，但我们很难据此断定历史时期疏勒河就一定曾流经这里。首先，根据地质学研究成果，这一段河道可能是由党河独立冲刷而成【53】；其次，党河谷地位于敦煌盆地的最低点，来自党河洪积扇与阿尔金山的地下水都在这里露头。根据水文地质研究的成果，今日瓜州、敦煌两县市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地下水交换关系【54】。因此历史时期即便在哈拉湖以西存在径流，也应是泉水河，其水源由党河径流或阿尔金山北麓诸小河补给，与疏勒河无直接关系。事实上，汉代党河谷地的地下水资源相当丰富。《汉书》云：“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颜师古注：“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55】这应该是试图通过开凿坎儿井的方式引出地下水，在地面形成运河，但从“欲”字来看，未必就获得成功。此条材料也说明，党河谷地与罗布泊东缘之间地带缺乏天然地表水，因此不论地质时期疏勒河是否曾沿党河谷地流人罗布泊，至少在汉代党河谷地与罗布泊湖盆东缘的阿齐克谷地之间不存在地面径流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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