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学术界之所以对中国早期国家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认知与运用有偏颇。20世纪后半段兴起的以美国学者塞维斯等为代表的“酋邦-国家”学说被国内外不少学者借鉴以研究中国国家起源形成问题，这对于完善此前有关人类早期社会组织进化学说，推动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和形成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不过有学者称夏以前的早期国家为酋邦，认为它可以对应于古代文献中“天下万邦”的“邦”，即“族邦”，并认为“如果我们以夏代作为我国进入国家社会的开始的话，可以说酋邦社会阶段在我国延续了几近两千年左右”。（15）也有学者认为，屈家岭文化古城是由多级城址构成的复杂体系，屈家岭文化社会与“酋邦社会”的诸多特征相似，可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典型代表。（16）另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运用酋邦理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几乎无一例外主张夏或夏商周为早期国家。（17）
笔者认为，酋邦不等于早期国家，“天下万邦”应是先哲对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早期国家的概指，尽管这些“邦”可能既包括早期国家，也包括酋邦乃至原始部落，但此阶段的主流已是早期国家。王青运用泰森多边形分析和遗址资源域分析等西方聚落考古及环境考古比较常用的方法，对豫西北地区济源、焦作、新乡三地部分龙山文化时期聚落的控制网络与模式作了分析探讨，发现该地聚落的社会性质比酋邦性质更为发达。（18）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此时已是早期国家阶段，酋邦在此前更早阶段。
第二，受文明形成因素理论的局限。摩尔根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代，认为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19）恩格斯发展了这种观点，指出正是“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20）柴尔德则认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21）中国和日本学者后来提出应补充一个标准：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因而，城市（包括复杂的礼仪建筑）、文字、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被认为是文明形成的标志。其中以夏鼐提出的“都市、文字、青铜器”（22）三项标准最有代表性。夏鼐以此解读中国文明的起源，的确有划时代意义，但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令人反思是否只有这三项因素或一定三要素齐全才佐证文明的产生。当年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就曾提出只要具备高墙围绕的城市、文字、复杂的礼仪中心三项因素的两项就是一个古代文明。（23）有学者主张将玉器、漆器等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要素，还有学者主张将考古发现中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物化形态（如城市、文字、礼仪建筑、冶金术、玉器、漆器）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物化因素，而将国家、阶级等上层建筑范畴因素作为隐含在物化形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因素。（24）笔者认为文明起源在世界范围内各有特点，在中国呈现出不平衡性、多样性，需具体分析研究。
第三，受“内华夏外夷狄”传统观念影响。中原以外的考古发现，已逐步改变“黄河文明”一元论。费孝通系统提出并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25）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认同。苏秉琦等也提出区系类型理论。（26）考古学上的区系类型理论和社会学中的多元一体理论在构建国史的过程中遥相呼应。考古发现已充分说明中华文明起源犹如“满天星斗”，因此，除中原地区外，我们还应到长江流域等地区寻找国家和文明起源的源头。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认识和运用偏差，也是导致对早期国家认识不一的原因。就目前的研究进展而言，应该继续遵循唯物史观指导，同时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借鉴西方人类学理论，以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和中国特色的早期国家材料去不断完善以往的认识，这样才能揭示中国国家起源和产生等有关问题的本来面貌。否则，在一些问题上就很难达成共识。
二、邦国：初始的早期国家
学界或以邦国概指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早期国家，或认为邦国、方国通用。苏秉琦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认为“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27）王震中则认为“都邑·城市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最早出现的文明，大多是都邑国家或城市国家式的文明”；并将古代国家发展修正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28）苏先生的“古国”及王先生的“邦国”概念都是对夏以前早期国家的泛指，早期国家被界定为一个阶段。笔者认为，早期国家可分为邦国、方国二个阶段。邦国是以古城为中心的小国寡民式的地方性国家，是中国早期国家第一阶段--初始的早期国家阶段，大体相当于前3500年至前2500年间。
世界上的一些文明古国就是从城邦开始的。如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小国以城邦国家面貌出现，也许远在乌鲁克晚期（前3200年左右）就已存在。这种城邦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其周围的乡村（村社）地区形成的统一政治经济共同体，由共同体自由地支配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类似自由独立的国家。尼罗河两岸也可能存在过这种小国。印度河流域的城邦文化至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代产生。（29）中国早期国家阶段是否也是从城邦开始？答案是肯定的。
日知指出：“最早发生的国家是小邦小国，这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不管东方西方都一样。”“作为国家，城邦是最早的国家形式。因之，国家的起源问题，必须而且只能从城邦时代说起。”并认为：“几乎所有最早出现文明和国家的地区都留下城邦时代城邦联盟的证据。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毫不例外也是从城邦和城邦联盟开始的，也是从小国寡民的政治单位开始的”。（30）顾准也曾指出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联合周围乡村地区构成的国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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