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了一定规模并有复杂祭祀、礼仪建筑的城市。城头山古城遗址是油子岭-屈家岭文化前期的邦国之都所在地。古城地处澧阳平原腹地、澧水支流澹水北岸。作为邦国之都，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古城从大溪文化时期酋邦古城发展而来。到了油子岭-屈家岭文化前期，约公元前3200年前后，城头山聚落结构发生重大变化。Ⅲ期、Ⅳ期城墙的建造和其周边聚落的情况足以说明问题。也许是古城所处的中心战略地位，抑或是对古城的眷恋，当时没有另建新城而是在原有古城的基础上扩建城池。Ⅲ期城墙即垒筑在Ⅱ期城墙之上，时间约相当于油子岭文化二期。Ⅲ期城墙的外侧不久又在屈家岭文化一期加宽，形成第Ⅳ期城墙，此期城址直径已达到315-325米，连城垣面积约8万平方米。有四个城门，其中北门为水门，通过水门、护城河及其和澹水之间的人工开凿水道可直通澹水、澧水。古城通过陆路或水路和澧阳平原其他聚落四通八达。尽管古城面积不算很大，但功能齐全。Ⅲ、Ⅳ期城墙远比Ⅰ、Ⅱ期城墙高大，整体宽度在20米以上，高度达2-4米。墙体之外是宽达40-50米、深2米的护城河。城内居住区、手工业区、公共墓地布局有序。除去城垣、手工业区、公共建筑、墓地等，若按居住区面积50000平方米、人均面积10平方米计算（除少数贵族特权阶层，平民、手工业者、商贾应占人员多数，其住房面积不大），估计城内人口约5000人。
祭祀已是较高等级、较大规模的行为。一处敷垫烧成砖的建筑，建筑平面上排列有正殿（SBI）、前殿（F23）和侧殿（F57），而另一处接近正方形的居址F87，绕有列柱回廊。宫本长二郎认为前者具有祭祀祖先、举行仪式的宗庙神殿性质，后者是首领举行仪式的祭政殿。安田喜宪则认为“在城头山，既发现了祭祀场神殿（神殿），又发现了祭政殿（王宫）。这样，加之祭坛的发现，王宫、神殿、祭坛，这都市文明的三要素都已齐全。可以断言，城头山遗址是长江文明最早的都市”。（63）鸡叫城遗址（64）位于澧阳平原东北部，澧水支流涔水南岸，西南距城头山遗址16公里。此处油子岭文化时期即出现聚落，屈家岭文化一期开始筑城，当初不排除为阻挡来自东北部的侵扰，为拱卫城头山古城在此筑城以起防御作用的可能性；屈家岭文化中晚期，随着城头山邦国势力的东扩，政治格局的变化，迁都至此。鸡叫城遗址逐步取代城头山古城的地位。
2.有一定疆域和人口。尽管当时领土观念可能还不是很强，且因战争或部落内部分化不断变化，但作为邦国有一定的疆域。根据同时期、同文化因素的遗址分析，该邦国范围主体为澧阳平原，包括其东南部洞庭湖平原和东北部江汉平原的一部分地区，其面积可能达到5000-6000平方公里，到中晚期则可能达到10000多平方公里。仅澧阳平原油子岭-屈家岭时期性质相近的遗址就有约63处。（65）人口比大溪文化酋邦更多，按前述方法估算，总人口可能已达4万多。
3.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该邦国油子岭-屈家岭文化前期的社会结构已形成中心城池、次中心城池或环壕聚落、中型聚落、小型聚落4个聚落等级层次，3个管理等级。城头山是澧阳平原邦国的中心城池；鸡叫城开始成为次中心城池，也是城头山聚落控制下的一个次中心聚落。其次是聚落内部等级分化。通过聚落形态分析，聚落等级分化相当显著。划城岗遗址中一期遗存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油子岭文化）。（66）其中的91座墓葬引起考古学界关注。吴汝祚根据各组随葬品情况推定了埋葬者的贫富和身份，认为已经产生不平等社会。赵辉则认为墓地反映南区墓主人社会地位高于北区墓主人，同一区的南区也出现分化。（67）城头山遗址屈家岭一期墓葬随葬陶器中的鼎、簋、壶组合较为常见，（68）礼制化趋向明显，在数量上有等级之分。郭伟民认为城头山社会此时是一种金字塔形等级，占有大量财富的人只是少数，而大多数是处在金字塔底层的贫民。（69）这既说明中心聚落等级的分化，也说明不同等级聚落的贫富差别。据何驽研究，屈家岭文化时期，夫权和父权确立，男女之间出现政治权利不平等现象。（70）
4.强制权力产生。何介钧认为当时的划城岗“具有了强制性的权力”。（71）日本学者计算过建造城头山Ⅲ、Ⅳ期城墙的规模和用工量，需要劳动力约为47万人次，按每天200个成人劳动计算，需要6至7年时间。（72）城墙被视为检验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尺度。夯土城墙、城垣大型中心建筑是复杂的工程，既需要较为成熟的行政组织来组织大批人员，也需要有剩余粮食以供这些人员消费。说明在当时有了资本的集中、人力的控制以及行政组织的复杂化等国家机构得以运作的必要条件，显示出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机制来为其作保障和进行运营，当时已有国家力量驱使城头山周边聚落来完成该城的建设。服劳役筑城可能是邦国内居民尽义务的主要方式之一。
城址较澧阳平原大部分地区要高数米到十来米，地势低的周邻同时期遗址中未发现城墙设施。1998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对这里及周边农田未造成显著影响。日本学者从微地形环境角度分析研究认为，当时这里没有受到洪水影响。城墙、城壕环绕整个聚落，可以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古城功能主要不是防水而是防御，“是防御外部敌对社会集团的掠夺和侵略，保护本社会集团成员的利益和财富，是为了守土安民”。（73）李禹阶认为中国早期的氏族、部落在生态环境和部族战争等生存压力下，在生产力低下，私有制还未充分发展的时候，就在血缘氏族、部落的基础上产生出早期的阶级和国家。（74）澧阳平原邦国的产生适合于这种情况。
作为一个原生型国家，澧阳平原邦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使剩余增多，另一方面也使分工和分化了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专门履行公共职能、维护共同利益的阶层的出现，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必需。战争是其产生的催化剂。澧阳平原邦国具有早期国家特征，是“早熟的文明”。
从考古资料看，中国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年代、规模、持续时间不一，其中不乏早期国家时期第一阶段的邦国之都。这些古城遗址由早到晚形状由圆到方，规模由小到大，并呈由西向东的发展方向。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17座新石器时代古城遗址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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