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由于政治史与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纠缠交织，美国政治史家也长期面临“身份危机”的困扰。一方面，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政治史带来了强烈的冲击，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从不同的方向切割政治史的领地，政治史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于是，社会和文化在政治史研究中受到很大的关注，而政治自身的特性反而被愈益淡化，不免使人产生政治史会变成社会史的担忧。另一方面，政治史还需要处理与外交史、法律史、军事史和宪政史的交叉与联结，需要面对妇女史、族裔史和底层研究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这些纷至沓来的挑战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史的“身份”迷乱。
政治史家为了应对“身份危机”，反复强调政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对把政治作为社会经济的反映或附庸，力图摆脱政治史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依附，以此重建其学科自主性。
早在8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就围绕“把政治还给政治史”的问题展开讨论。据库赛尔当时的观察，美国政治史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选举中体现的社会经济分歧，同样也重视选举和任命的官员如何制定政策以及这些政策产生了什么社会后果。这表明他们力图从政治的视角来理解政治，把政治置于政治史的中心地位。(125)库赛尔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选举行为并不是政治的全部，而政策及其后果同样是政治的内涵；政治制度的结构和政治精英的行动对于政策的制定同样起作用。(126)不过，他同时也强调，不能把社会或经济分析和政治史研究分离开来，政治史家要善于对政治做社会分析和经济分析，就像对政治做政治分析一样。(127)大致在二十年后，肖恩·威伦茨对查尔斯·塞勒斯的“市场革命”说提出批评，认为这类研究把政治的历史淹没在社会变迁的历史之中，把政治和民主视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副产品，而没有充分展现政治自身的重要性。他特意挑明说，他的《美国民主的兴起》以“从杰斐逊到林肯”为副标题，就是意在重新肯定政治事件、政治观念和政治领袖在民主兴起中的作用。(128)另一些讨论“美国政治发展”的学者也强调，国家构建的参与者有着自主的方案和利益，决非仅仅是一些对外部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做出反应的个人。也就是说，政治角色有着自主的意识和能力，而不是总是被社会经济力量推着走。于是，一批年轻的学者十分欣喜地看到，经过八九十年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政治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界定，政治变化的动力通常被视为是来自政治领域自身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外部社会压力的反应。(129)显然，这些学者反对片面从经济、社会的视角来解释政治，强调政治自身的特性及其对政治变迁的意义。这种从政治来讨论政治史问题的路径，旨在重新确立政治史的学科自主性。(130)
当然，美国政治史家强调政治史的自主性，所针对的只是那种把政治单纯视为社会和经济的“反映”或“附属”的观点，并不是要把政治从复杂的人类生活网络中剥离出来，也不是要切断政治史与其他领域的联系。用美国一位劳工史专家的话说，一方面，“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力量”作用于“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也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131)这种“社会实际”决定了政治史不可能脱离其他领域而孤立存在和发展。政治史确实需要维持自身的特性和身份，但是依靠狭隘地定义政治来维护政治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显然是有害无益的。政治世界一直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关于政治的知识也今非昔比，政治史家不再可能孤立地看待政治，不再可能把政治视为完全自足的过程，而应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学科的自主性，继续和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保持沟通，相互合作和取法。
实际上，多数美国政治史家仍在努力开放政治史的门户，从其他学科和领域吸取养分，壮大自身，也力图为其他领域提供必要的支持。他们不像法国的弗朗索瓦·孚雷那样，轻率地宣布“社会史已经死亡”，(132)而是极力淡化政治史与社会史等领域的分歧。如肖恩·威伦茨所说，传统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对立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简单而截然地把两者分开，只会制造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133)从近期的美国政治史著作中，可以看到政治学、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文学理论的痕迹，但这并无损于政治史自身的特性。美国政治史家尤其重视继续向社会史和文化史学习。以往，政治史家虽然关注民众，但他们看到的却不是普通民众，而只是民众领袖；真正把无名无姓者置于历史中心位置的是社会史，是社会史启发和引导着政治史家去关注普通人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以及政治与他们生活的联系。照这样说来，政治史家没有理由抱怨社会史家抢夺了自己的地盘，而应对他们提供的激励和启发心怀谢忱。(134)
另外，族裔史、妇女史和底层研究在美国史学界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如何把这些方面的研究整合到政治史之中，并非没有理念和方法上的困难。以妇女史为例，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的视角能否以及如何进入政治史？有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既以妇女和性别为中心，又把妇女和性别置于美国政治史的核心叙事中，这是一种极有前途的研究方式；政治史家和妇女史家要相互沟通，不仅要重视对方的研究成果，还要把各自的问题置于对方的学术史中，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135)劳工史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戴维·蒙哥马利在在评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劳工史的研究状况时说，北美劳工史家关注两方面的问题：“意义的结构和权力的结构”；前者涉及工人对其工作和生活的世界的理解(这在19世纪的劳工史中占突出地位)，后者则涵盖对工作场所和社区生活的控制问题(这是20世纪劳工史的主要关注点)；而且，两者之间的关联也值得深入探讨。(136)这就牵涉到政治史和社会史、文化史的结合问题。可以说，在处理妇女史、劳工史和少数族裔史的题材时，任何单一的视角或取向都不可能有效地解释其意义，而必须视需要综合采用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路径，通过多学科合作、多角度探讨来推进研究工作。
在学科自主性和学术身份的问题上，E.P.汤普森树立的榜样仍然是富于教益的。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处理的是劳工史这种经典的政治史题材，集中讨论了工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考察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但他在多处采用社会史的视野，讨论工人的构成、工作、工资和生活状况；又借助文化史的方法，聚焦于思想意识、心理习惯、宗教等因素在工人阶级形成中的意义；同时并没有放弃传统的叙述手法，不厌其烦地讲述了许许多多激进人物和工人团体的故事。他虽然自称是“社会史家”，但并未以领域自限，以身份自缚，以门派自居，而是开放胸襟，博采旁收，具有真正的大家气象。于是，他的这本书既是政治史的经典，也是社会史的范本，现在又成了新文化史的先声。(13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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