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关于权力关系在过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通过什么机制发生作用，美国史学界却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强调阶级关系是最具决定意义的权力关系。伊丽莎白·福克斯－吉诺维斯和尤金·吉诺维斯明确指出，历史主要是“谁驾驭谁和如何驾驭的故事”。(46)另外一些学者更关注族裔与性别关系，认为这两类关系和阶级关系一起，对于维持社会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专门研究妇女史的学者，则更倾向于关注性别与权力的纠葛。(47)
在重新认识权力的性质及其运用范围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政治”(social politics)的概念。丹尼尔·罗杰斯运用这一概念来解释进步主义时代美国政治与大西洋世界的互动，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据他的论述，“社会政治”涉及的是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自下而上的权力渗透”，推动社会立法，以协调资本主义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推进社会公平。这也就是国家在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社会改善的过程。(48)在他看来，“社会政治”的内涵是由具体时代的历史实际所界定的，因为在19世纪末的大西洋两岸(主要是英美)，社会和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权力的集中地及其运作方式都不同于以往，原有的政治概念就显出了局限甚至无效。时人关注和谈论得更多的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也就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经济、福利和劳资关系等问题；这种以“社会”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语言，并未取代旧的政治语言，而只是赋予政治以新的内涵。(49)由此可见，这种“社会政治”的核心不外是把权力运用于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从政治史研究的角度说，“社会政治”的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进一步突破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的“政治”定义，不再把政治与社会分割甚至对立起来，也就是以权力为桥梁打通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壁垒；(50)另一方面，它极大地拓展了政治的边界，不再像经典政治史家那样，仅仅把政治理解为以选举、决策和执行为基本内容的公共权力的制度性运作，而重视制度外社会力量对权力运作的介入，关注社会抗争、利益博弈和专业知识在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从而更好地解释了现代权力运作的条件、机制、方式和效果，有助于理解社会抗争、权力运作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可以说，“社会政治”的概念不仅丰富了政治的内涵，而且扩大了政治的外延，为政治史开辟了求变和求新的广阔道路。(51)
不过，对政治的宽泛界定也引起了一些政治史家的警惕，担心有可能导致政治史丧失其特性。约翰·加勒德一方面极力主张调和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强烈反对宽泛地界定政治。他认为，政治主要与公认的政府或民间机构执行决定的活动相关。(52)威廉·洛克滕堡对“社会史化”的政治史大行其道感到不满，力主回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也就是重新关注被“新政治史”所忽视的国家层面的历史。他认为国家是现代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力量，并借用政治学家希达·斯考切波的话说，要“把国家找回来”。(53)稍后又有学者呼吁“回到某些基础性的政治史”，也就是要把美国民主的演变作为政治史的基本内容。(54)当然，这些学者对政治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回归经典政治史，而是力图平衡社会史意义上的政治概念，把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运作重新纳入政治史家的视野。
政治概念的拓展，自然而然地带来了政治角色的增多。经典政治史之所以备受质疑和抨击，并不是因为它关注政治，而是由于它险隘地理解政治，专讲少数政治精英的故事，而忽略普通民众的经历。随着政治概念的变化，众多新的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gents)成了政治史叙事的重要角色。从上文的讨论可知，对政治的重新界定，实际上是把权力从国家下行至基层社会，从制度和机构扩展到日常生活，这与新史学“从下而上的历史”的理念正好一致。根据这种新的政治概念，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不仅成了政治史的关注对象，而且大有取代政治精英而居政治舞台中心的趋势。在美国革命史研究中，传统的“建国者”遭到刻意的边缘化，而技工、海员、中小农场主、佃农、契约仆、移民、奴隶、妇女和印第安人等群体在革命中的经历和作用，则受到了突出的强调。(55)在关于建国后政治史的写作中，总统不再是主角，即便是那种采取制度主义路径来讨论政府政策和国家作用的论著，也主要关注公司、职业团体、利益集团、政策专家、政府职员、官僚机构和国会委员会的作用。(56)另外，许多在传统意义上与政治无涉的人物，如作家、诗人、画家、演员和科学家等，也被纳入政治史叙事，或被视为民族国家的构建者，或被看成权力机制的操作人。
角色的增加也给政治史带来了新的困扰。如何把数目众多、差异纷繁的政治角色整合进政治史叙事，在方法论上并不是一个容易处理的问题。一方面，普通民众的经历复杂多样，而且往往同政治没有直接的关联，即使涉及政治，也仅仅限于投票或起事。至于蕴涵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则更难于把握。(57)这样一来，关于普通民众的政治史叙事，必然与社会史纠缠不清。另一方面，把劳工、妇女和少数族裔纳入政治史的范围，不免使政治史与劳工史、妇女史和少数族裔史等领域发生交叉和重叠，如何跟这些不同的领域建立联系，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区分，这对政治史家的学术智慧提出了考验。以妇女史为例，诸如妇女参政、妇女与福利国家、妇女与国家构建等课题，原本属于政治史的领域，可是现在通常被归入妇女史和性别研究的范畴之下，政治史家如果要涉猎这类课题，就不得不考虑与妇女史家的分工和合作。(58)
在政治角色激增的同时，政治世界的边界也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经典政治史关注国家层面的政治，于今更多的政治史家把眼光投向了基层政治。他们仍在讨论政府决策，但看重的是政策与基层的互动以及对基层的影响，同时还考虑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包括基层社区的治理、社团的活动和家庭政治等。就题材而言，举凡制度、事件、仪式和话语，都能吸引政治史家的注意。另外，随着美国史学界对国际化和全球视野的倡导，政治史也逸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开始涉及国际和跨国的政治联系和影响。丹尼尔·罗杰斯的《跨大西洋通道》，讨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与大西洋世界的政治联系；戴维·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的全球史》，则考察美国《独立宣言》对其他国家独立宣言的影响。(5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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