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并不是说政治史被逐出了史学的领地，也不意味着政治在历史中已变得毫无意义。美国政治史家面对危机和挑战，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跟随史学风气而求新和求变，在研究范式和路径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从而使政治史的面目不断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学术的生机。与此同时，在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政治的意义也受到了越来越突出的重视，政治成了一个看待多种历史题材的意义的透镜。这就是说，政治史作为一个领域确实是萎缩了，而政治作为一个理解历史现象的维度，却在向政治史以外的其他领域扩张。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政治史与其说遭到了抛弃，不如说是“已被重新发现和界定”；政治史并不是受到了攻击，而是渗透到了其他许多领域。(31)当然，这时的政治和政治史都已不复停留于原来的意义上。
此外，美国政治学界对历史的兴趣也有增无减，一般读者仍然喜爱政治史读物，这也让充满挫败感的政治史家得到了些许的安慰。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于1988年设立了一个“历史与政治分会”，许多政治学家热衷于从历史角度比较政治发展，特别是讨论国家的形成，在他们看来，只有从历史着眼才能真正理解政治。(32)普通读者依旧爱读历史上政治人物的传记，政治和军事事件一直是通俗历史读物的主要题材，这类书籍销路甚好，电视台的历史频道也保持着很高的收视率。(33)
二、研究领域的重新界定
20世纪末，鉴于政治史长期以国家和政治领袖为中心的状况，有美国学者呼吁，政治史家要拓展眼界，从其他相关领域吸取营养，重新界定政治史。(34)刚刚进人21世纪，就有几个年轻的美国学者乐观地宣布：“历史学家会同其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同仁一道，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了美国政治史。”(35)极而言之，对美国政治史的命运来说，重新界定研究领域乃是“起死回生”的关键一招。而且，对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新界定，是从重新界定政治开始的。史家如何看待政治史的内涵和范围，如何运用政治维度考察过去事件，如何看待政治史与其他领域的关系，都同对政治的理解息息相关。
什么是政治？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向来有着十分复杂的回答，学术性的界定与常识性的看法也有很大的差别。政治学理论通常把政治看成是一整套管理和协调人类事务的观念、制度和行为，并把它分解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治角色、公共政策以及国家间的关系等。美国政治史家对政治的理解，虽然同政治学理论有联系，(36)但通常不是采取概念化的方式，而只是蕴含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不同时代和不同取向的政治史家，对构成政治的元素有不同的看法，对政治与相关范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把握，因而其治史实践中所呈现的政治，在内涵和外延上有着诸多的差异。
亚里士多德把政治理解为城邦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方式，(37)美国史家长期受到这种定义的影响，把政治视作以国家为中心的、经由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的制度性权力的运作。这种看法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慢慢凸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典政治史的危机，也是社会史家蔑视和排斥政治的主要缘由。(38)在这种情况下，重新界定政治就成为政治史求变的头等大事。即便是仍把“权力”作为政治内涵的核心，越来越多的政治史家也倾向于认为，应当对权力做出新的认识。在(政治)社会学和新社会史的影响下，权力的含义逐渐逸出了公共制度的边界，而泛化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人类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扩展的政治概念”。(39)
塞缪尔·海斯可谓得风气之先。他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如果要运用社会分析方法讨论政治史问题，就必须极大地扩展政治的定义，从“政治制度的正式层面”转向“各种类型的公共人类关系的结构和过程”，也就是要关注社会中权力的分配。(40)他多年后再度撰文，提醒政治史家拓展政治的边界，不能仅只关注法院、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而应把“更宽广的社会秩序”纳入政治的范畴。他进一步指出，在构建政治的概念时，必须考虑“争端的内容”(什么人从公共资源中要求获得和实际获得了什么)、“制度网络”(现代生活的组织网络)和“政治权力的作用”(政治权力的不平等及其因时而异的表现)等问题。这就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政治，不能仅仅从制度的层面来界定政治，而要把政治同社会结合起来，以揭示权力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41)
许多史家沿着这种思路进一步淡化权力与公共制度的关联，把它扩展到一切人类活动以及人际关系中去。(42)80年代中期，托马斯·本德针对美国历史写作的“碎片化”局面，提出要用“公共文化”替代政治，作为综合叙述美国历史的框架；然则在这个“公共文化”的概念中，权力仍然占据中心位置。他借助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理论重新界定权力，更突出地强调权力的社会属性，涵盖从国家的制度性权力到为各种文化现象分配意义与重要性的权力。(43)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在讨论新社会史的状况时说，社会史中某些重要问题，如文化的传递是如何进行的，由谁来承担，在什么情况下展开以及遇到了哪些抵制，这些问题在根本上乃是政治问题，这样就要求把政治理解为“权力在社会所有层面上行使的方式”；不能把“变化机制”仅仅看成是“立法机构和总统的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而应视为“公共意志的表达”的产物。(44)在这里，“权力”成了联结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核心概念。因此，在有的学者看来，通过恰当地界定“权力”，可以更好地实现政治史和社会史之间的沟通。(45)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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