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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不回家过年:《中国新闻周刊》特稿(14)


    每一个人都应无愧故乡
    故乡的荣辱牵挂着我们一生的命运,我们惟有将热爱转化为行动,才无愧于一方水土的养育之恩
    文/江菲
    似乎一瞬间,乡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集体病症。
    事实上,只有离乡的人,才会想还乡;只有离乡的人,才会发现,故乡,已非故乡;故乡愈难回,乡愁,便越深。
    乡愁情结的背后,是安全感的丧失。
    心理学理论认为,归属的需要,即融入某些社会团体的社会需求,是人最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我是哪里人?我的家在哪儿?我的身份是什么?当人们问自己这些,正是出于归属感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远走天涯,人们依然需要在心底保持与某此地区的一种紧密的联结。
    具体到中国,每年春运的数十亿人次流动,或许正在印证,有多少人正在寻找这种心理上的紧密联系,有多少人,正在精神上的出发点与物质上的奋斗地之间,疲惫地奔波。
    他们或许别无选择。
    严重的城乡二元化分割,东西部巨大的经济差异,以及文化、医疗、教育等种种资源的政策性不平等分布,使得年轻人若想获得实现梦想的机会,便不得不选择冲向大城市;若想让下一代获得更好的发展路径,无论多艰难,也要挣扎在大城市;若不想在人生的最终时期老无所依,他们不得不,努力在大城市耗尽最后一滴血汗。
    从某种角度讲,人们虽然获得了迁徙的自由,却无法获得平等迁徙到任何地方的自由,因为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值得放弃故乡去迁徙。
    这其实是已被选择的自由。
    然而城市也在拒绝他们。限制入户、限制购房,限制购车,限制入学,限制就业……他乡,亦不能成为故乡。
    这种情况在进城务工人员中更加明显。据一份对广州新生代产业工人的调查,48.2%的被访者,认为自己对于广州是外地人;14.0%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本地人;14.1%的人,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只有11.8%的人,认为自己是新本地人。也就是说,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虽然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自己和广州创造财富,他们却无法从心理上认同,这个为之付出辛苦的城市。
    故乡,却又不可回。
    不只是物理距离的遥远,不只是交通运力的限制,还因为巨大的精神鸿沟。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向大城市,乡村便成为了空壳。田野荒芜了,房屋倒塌了;乡间小路,变成了高速公路,传统的村落,变成了统一规划的”新农村“;留在故乡的,年老的,成了没有儿女的父母;年少的,成了没有父母的孩子。原来得以维系这个小社会的人伦体系、共同活动的情感消逝了,而附着在其上的互相利用、互相攀比和纯粹的仪式,便赤裸裸地凸显成为一种荒谬。
    回乡的人,找不到回乡的共鸣,回乡,因此成为一个符号,成了负担。
    这是一种矛盾。不该消失的,却完全消失了;该有所改变,却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在大城市进入加速发展的快速通道时,故乡,似乎进入了另一个向下的逆向螺旋。
    事实上,即便在城市,这种问题同样存在。老房子被拆掉,小巷成了通途,千篇一律的摩天大厦,像给城市穿了一件光鲜却浅薄的时装——缺少了故事,砍掉了血肉,在只顾向前奔跑的运动中,忘记了历史与记忆。
    因此,找不到故乡的人,不止于从乡村走出的人,还有上千万在各个城市间游离的人。
    没有故乡的人,有什么?
    你或许可以期盼不久后的的未来,但无法找到很久以前的自己;你或许有拼搏奋斗的勇气,但没有了享受成功的惬意;你或许有在竞争中取胜的技巧,但没有可以分享胜利的家族;你或许更聪明,却在林立的楼宇中,难以获得真诚的沟通;你或许更富用,却无法在他人跌倒时,放心地伸出自己搀扶的手臂。
    从这个角度说,故乡不在他乡,在每个人心底;若说故乡会沦陷,那将不只是地理意义的沦陷,更是精神世界的危机。让故乡成为故乡,成为我们精神家园的永久居所,成为我们城市奋斗者的后援团,成为我们的亲人乐于生活自然蓬勃的生机之地。
    而不管是游子还是留守者,都对故乡有着不容推卸的责任。故乡的荣辱牵挂着我们一生的命运,我们惟有将热爱转化为行动,才无愧于一方水土的养育之恩。
    说声回家太辛苦,说声回家太欢欣。
    不管时代发展到什么阶段,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一种叫做春节的血液,在这一刻,我们踏在回乡的路上,或者遥祝故乡。 ★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3期, 总第549期 2012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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