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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不回家过年:《中国新闻周刊》特稿(2)


    乡关不再见
    故乡说起来很抽象,其实不过是一个个具体的生活细节,一个能够让人想起来觉得温暖的地方,一个可以包容亦可供成长的环境。然而,多数当代中国人,却只能从怅望乡关,不可回,无法回,抑或,回去,亦不是故乡
    火车到站后,儿子却不愿下车,他指着地面说:“脏!”
    前来接站的亲友一阵大笑。
    昨夜一场大雨,车站的地面湿漉漉,到处是泥水,被淋湿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
    儿子才三岁,有点被吓到了。母亲梁鸿后来说,儿子不知道,这是内地县城最普通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外面的世界不断地提速,生活节奏、城市建设,包括火车的物理速度,但是,对于故乡梁庄所在的这个县城,那些只是风景而已。
    梁鸿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她在2008年和2009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调查采访,完成了十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
    梁庄是她的故乡,她曾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那天,她带着3岁的儿子回到阔别已久的梁庄,没想到,儿子完全不接受。而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梁鸿,也进一步感受到故乡的衰落,再也看不到当年熟悉的场景了。
    很多人感叹,故乡在沦陷。
    人们从鲁迅当年写故乡的文字中找到了相似的情绪:“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
    学者黄乔生曾说,鲁迅对家乡彻底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在给友人的信中,痛加诋毁,简直要骂起来。当时鲁迅说,在绍兴到处都能碰到鬼把戏,从做官的到老百姓,各自心怀鬼胎,用心凶险,他真想呼吁上天发一场大洪水,把整个城市都毁灭了。
    这种情绪未免有些极端,但类似的情绪却以不同的程度让人似曾相识。
    今年5月,梁鸿接到邀请,去给团中央青年干部百村调研的年轻公务员们讲一堂课,她想了想,定下的题目是《我们如何回到故乡》,讲了两个小时。
    “故乡是被抛弃的。”梁鸿说。
    不回故乡,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梁鸿的书房在一幢小高层里,简单,安静,一张书桌朝着窗户。她如今每天会坐在这里写书,过去的一年,她去很多城市寻找梁庄在外打工的青年,她想记录下这些远离故乡的孩子的故事。
    “故乡这个主题,是我最关注的。”梁鸿说。
    梁鸿走访了各地的梁庄青年,想听听他们在异乡的生活,但一见面,老乡之间的话题一下子就落进故乡里,聊了一天,都是在回忆梁庄的故事,张家长李家短。
    在异乡,谈论家乡成为一个情感按摩的工具。在人们百无聊赖的闲侃中,故乡一次次被升华,成为具有抽象味道的情感释放的地方。
    但真正让他们回到故乡,也不愿意。
    回去做啥?没钱没希望。所以,有时候,人们对故乡的念想,是分裂的。电影《手机》里,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在北京打拼多年,在事业和生活最不顺利的时候,回到了故乡,得到了释放。
    而在平时,他几乎不回故乡。
    “农村现在是没有吸引力的。我们都在建设大城市,年轻人离开故乡来到城市,带着梦想,追求大城市的幸福,他们中很多人的期望是,在大城市定居,过上体面的生活,若干年后,这里会成为自己孩子的故乡。”梁鸿说。
    这样的愿望要实现却很难。
    梁鸿的一个堂侄在北京打工多年,现在是某大学食堂的员工,一个月3000多元的薪水,在很多梁庄人看来,很不错了,够体面的了。
    有一次,梁鸿和他吃饭,酒过三巡后,这个侄儿有些激动,当梁鸿问他将来有什么打算时,他说,不回故乡。他解释说,回故乡啥事也成不了,日子过着没劲。
    然后他就跑出去给还在梁庄的爷爷打电话,爷爷快90岁了,耳朵背,他就抱着话筒提着嗓门喊话,土里土气的方言,完全放开音量,在旁人听起来,像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从屋里面跑到屋外,从屋外跑回屋里,电话通了十来分钟。其实,这次通话,爷爷在那边几乎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嗯哈,间或发出衰老的轻叹声,孙子在这头叽里咕噜说了好半天,挂了电话,眼圈都红了。
    “我就想给我爷爷打打电话,我就想听听我爷爷的声音。”这位侄儿说。
    “不回故乡”背后,其实依旧保留着剧烈的不舍和某种不甘心,“在外面混,大城市里打工挣钱,累,日子过得不易,但不这样又能怎样,谁让故乡穷,谁让挣钱的地儿都在大城市里呢?”
    梁鸿说,她感到这个侄儿的心其实一直还在故乡,但人却只能在北京。这是一种深刻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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