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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13)


    [101] 《柳边纪略》(1931-1934),4:1,《辽海丛书1》(沈阳市:辽渖书社,1985),页258;《全辽备考》(1931-1934)卷下:12,《辽海丛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吉林汇征》(1914),《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页256。
    [102] 《西丰县志》(1938),《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页129;以及《凤城县志》(1921),《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页176。
    [103] 《帝京景物略》卷2“春场”,页66。
    [104] 吴庆坻,《焦廊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八“黄河九曲灯”,页255。吴庆坻根据清代吴南礀所修葺的《宣化府志》,以为此俗源自明武宗时代(在位1506-1522),武宗曾在宣府“盘游无度,俗极奢靡”,不过恐怕待进一步的确认。另明代陆西星《封神演义》里有“三姑计摆黄河阵”的故事,提及赵公明的三个妹妹为报兄长之仇,特设下了“九曲黄河大阵”,对抗姜子牙,但为姜所破。见陆西星,《封神演义》(台北:文源书局,1974),第五十回“三姑计摆黄河阵”,页411-418。事实上“黄河九曲灯”的活动一直流传至今。民国地方志仍有相关记载,例如《怀安县志》(1934):“其城外大屯堡,亦演秧歌、高跷以为乐。并有立竹木,设九曲黄河图,擎灯三百六十盏,灯上圈以五色纸罩,名曰『九曲灯』。男女中夜穿逐,谓之散百病,以取一时之快。”《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页196;《山西沁源县志》亦述及:“或有纸灯二、三百盏成万字形而游绕者,谓之『黄河』。”并且有〈元宵黄河〉的歌谣:元宵苇席搭神棚,炮火花烟气倍增。游绕黄河三百六,沿途五色纸灯笼。一绺火花一绺灯,细吹细打鼓锣声。纷纷士女重围看,炮药花烟气象增。”,见《沁源县志》(1933),2:47,《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40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204;《武乡县志》(乾隆五十五年;1790)亦载“十三日夜起,至十六日夜止,放烟火、花爆,以木屑搭『九曲黄河』,上簪油灯三百六十盏,童子笙歌游玩,夜分始归。”《武乡县志》2:22,《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7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169。唯有些地方已用电灯取代油灯来布阵。至于现代的黄河九曲灯阵,可参考David L. Holm, “The Labyrinth of Lanterns: Taoism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Northwest China,”汉学研究中心编,《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pril, 1994)pp.797-852。
    [105]《龙门县志》(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5:12,《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察哈尔省》第2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页185。类似记载并见《赤城县志》(乾隆十二年;1747):“设九曲黄河图,擎灯三百六十一盏,男女于中穿逐,谓之走百病。”1:23,《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察哈尔省》第2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39。
    [106] 《怀安县志》(清光绪二年刊本;1876),3:3。
    [107] 参见《沁州志》(清乾隆六年刊本;1741):“十三目夜起,至十六日夜止,放烟火、花爆,以菱秆搭九曲黄河,上簪油灯数百盏。”8:15-16;《盂县志》(清光绪七年刊本;1742),6:1-2;《辽州志》(清光绪十六年;1751),《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页571。
    [108] 〈咏黄河灯〉,《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雍邸集》,22: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页350-171。诗中所谓“八门”应指术数传统中奇门遁甲里生门、开门、休门、杜门、景门、惊门、伤门和死门,配应方位以占验行动吉凶。
    [109] 《西和县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2:43,《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甘肃省》第33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页213。
    [110] 《任邱县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4:42,《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河北省》第52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467。
    [111] 《续修顺宁府志》(清光绪三十年;1904),5:5,《新修方志丛刊163•云南方志3》(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页157。类似“游新桥河,插香于道”的方式,亦见《腾越州志》(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3:25,《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云南省》第4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页45;《腾越厅志稿》(清光绪十三年刊本;1887),3:1;《阿迷州志》(清雍正十三年;1735)《新修方志丛刊167,云南方志7》页112;《大姚县志》(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页845;《弥勒州志》(一九六三年扬州书店传抄乾隆四年本),《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页827;《浪穹县志略》(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香纸焚僻处。”2:14,《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云南省》第26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页99。
    [112] 参见《李星浣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道光廿二年(1842),页351;道光廿三年(1843),页471;道光廿四年(1844),页545;道光廿五年(1845),页590;道光廿六年(1846),页642;道光廿八年(1848),页731。清季另一位大臣王文韶(1830-1908)亦在其日记中叙其于元宵节到文庙行礼。参见《王文韶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同治七年(1868),页73;同治八年(1869),页132;同治九年(1870),页186。
    [113] 《良乡县志》(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1:9,《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河北省》第128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47。
    [114] 当地并在元宵节前数日先“聚儒童用废碗底栽干糊灯”;沿着当地从文笔峰到昭远寺约一里长的距离,“就山之形势,或摆物形,或列楼阁,或集文字,傍晚燃之,光烛城闉,可及夜半。”类似的活动似乎一直延续到民初,参见《乡宁县志》(1917),7:5,《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81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325。
    [115] 《平阴县志》(清嘉庆十三年;1808),3:2,《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东省》第37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133。
    [116] 《楚雄县志》(清宣统二年;1910),2:26,《中国方志丛书•云南省》第3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页31。
    [117] 《申报》光绪廿六年正月廿七日(1900年2月26日)“鄂渚嬉春”条。
    [118] 《寿阳县志》(光绪八年;1882),10:10,《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43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668。
    [119] 《密县志》(嘉庆二十二年刊本;1817),11:1。
    [120] 《高平县志》(清同治六年刊本;1867),1:42。另《襄陵县志》(1923)亦提及出游的乡妇“入公署,谒内眷。”4:5,《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40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135。
    [121] 参见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折件,125120,文海折片。
    [122] 明•范景文,〈庚申元夕仁常招饮灯市酒楼同王无近章甫仲田伯善年兄有赋〉,《范文忠公文集》,10: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页1295-598
    [123] 《祥符县志》(清乾隆四年;1739),《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页18。
    [124] 《涿州志》(清光绪元年;1874)引旧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页311。
    [125] 《元和县志》(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妇女走历三桥,云可免百病”,10:13,《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册69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页109。另见《锡金识小录》(清乾隆十七年;1752),1:21,《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江苏省》第42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页81;《沙川抚民厅志》(清道光十六年;1836),《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页20。就笔者目前所见方志,华北地区仅有甘肃《宁远县志》(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有“游三桥,却疾痍”的说法,1:9,《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1辑(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37:43。
    [126] 《太仓州志》(清康熙十七年;1678),《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页411;及《太仓州志》(民国八年刊本;1919),3:6。
    [127] 《如皋县志》(清乾隆十五年;1750),《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页527。不过在嘉庆年间修订的《如皋县志》,则作“文德、武定、集贤”等三桥,究竟是更名抑或换桥,尚待进一步查证。见《如皋县志》(清嘉庆十三年;1808),10:17,《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江苏省》第9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页797。
    [128] 这种星桥在河南地区颇为常见,参见《河南府志》(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1779),26:11。并见《郏县志》(清同治四年刊本;1865),3:30。
    [129] 《新乡县志》(清乾隆十二年;1747),18:16,《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河南省》第47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641。
    [130] 《扬州府志》(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20:3,《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地理类》25(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页347。
    [131] 天津市《武清县志》(清乾隆七年刊本;1742),4:7。
    [132] 例如: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重校本》(香港:启文书局,1993),第二十四回“经济元夜戏娇姿,惠祥怒詈来旺妇”,用的是“走百病”一词,页277。《新刻绣像批评本金瓶梅》(香港:三联书店,1990)则作“走百媚”,页308。据该书校记云,崇祯诸本皆作“走百媚儿”,张评本乃作“走百病儿”,词话本则作“走百媚儿”,见页315。
    [133] 《临晋县志》(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4:15,《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43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163-164。不过一直到民国时期山西临晋的乡村妇女,仍然“于是日入城谒庙,行香观剧,并至县署恣意游玩,即监狱、看守所等处,无不周历,或出钱物布施罪囚,以求福利。”见《临晋县志》(1923),4:15,《中国地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山西省》第42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页164。
    [134] 山西省《赵城县志》(清道光七年刊本;1827),18:3。
    [135] 河北省《柏乡县志》(乾隆三十一年刊本;1766),10:3,《新河县志》(清宣统元年补刻本;1909):“十六日夜,结伴登桥、游赏、观戏,谓之走百病。”《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页497。
    [136] 河北省《康熙束鹿县志》(1937),8:35,《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河北省》第15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240。另见《隆平县志》(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元宵前后数日,居民门户张灯,鼓乐,儿童秧歌,秋千,湖游诸戏,男妇游行为乐。”4:23,《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河北省》第176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页212;《易县志》(乾隆十二年;1747):“晚,妇人登城走桥,前后三日。男女群游,称曰散百病。”《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页329;《阳城县志》(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六夜,灯火愈甚,欢呼达曙,倾城男女出游,谓之遗百病。”《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页618。同治年间编纂的《阳城县志》更进而指证十六夜妇女出游“倍于前夕。”《阳城县志》(同治十三年;1874),5:2。
    [137] 《海丰县志》(清康熙九年刊本;1670),3:3。
    [138] 例如《翼城县志》(清乾隆刻本),21:4,《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册5(北京:中国书店,1992),页969。
    [139] 见广东省《新会县志》(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2:63,《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广东省》第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页61。亦有地方志直言“元宵大家妇女无出游者”,见《古今图书集成》引河南省《内乡县志》,《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上元部》(台北:文星书店,1964),107:23。
    [140] 《同治直隶绵州志》(清同治十二年;1873),19:11,《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辑》第16号(成都:巴蜀书社,1992),页258。
    [141] 《郾城县志》(清乾隆十九年刊本;1754),1:20。
    [142] 《宁夏府志》(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4:2,《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宁夏省》第3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页76。
    [143] 《瑞安县志》(清嘉庆十三年刊本;1808),1:29。
    [144] 《乐清县志》(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4:55,《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浙江省》第47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页904。
    (本文刊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6年第4期)
    (文章来源:西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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