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41 民俗学论坛 2008-12-29 20:3 陈熙远 参加讨论
历代不乏像柳彧一样，对灯节庆典抱持否定态度之人。例如在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元宵前夕，甫即位的元英宗计划“于宫中结绮为山，树灯其上，盛陈诸戏，以为娱乐”时，时任大中大夫参议中书省的张养浩（1269-1329），立即上〈谏灯山疏〉，严辞批评装设灯山为“浮华无益之事。”他特别提醒英宗以前“世祖皇帝在位三十余年，每值元夕，虽市井之间，灯火亦禁”。因为“圣人之心，所虑者远，所防者深，况宫掖之严，尤当戒慎。”而与元世祖对比的殷鉴，则是英宗的前任皇帝武宗。按照张养浩的说法，廿七岁登极，不及四年便崩殂的元武宗，因为“辅导非人”，故而“创构灯山，喧哄数夕。”言下之意，武宗英年早逝，正是恣欲纵乐的结果。张养浩希望继武宗位的英宗能“以世祖皇帝崇俭远虑为法，以曲律皇帝（武宗）喜奢乐近为戒。”[39] 因此英宗遂放弃建造灯山的计划。明代大儒湛若水（1466-1560）曾针对此案大作文章，推崇并发挥张养浩“玩小系大、乐浅患深”的论点： 阙庭宫掖所以风示天下之地，而人主一身又天下臣民之主也，茍于禁中为鳌山张灯之戏，而欲禁闾阎之灯火，亦难矣。茍一人为侈靡之倡，而欲万民为质朴之俗，亦难矣。[40] 元宵既是全民的节庆，身为万民表率的皇帝一旦恣欲“放火”在上，如何禁止百姓“点灯”在下？张养浩与湛若水所最担虑的并非宫中的“鳌山张灯之戏”，而是意在其所牵动的“闾阎之灯火”。对他们而言，将元宵节纳入日常生活的常轨，乃是维系社会风俗淳厚的关键。因此在上位者必须随时“谨独”，以身作则“循天理以遏人欲”，导正社会质朴之俗。 明代户科给事中丛兰（1456-1523）也曾向明孝宗提出遏止元宵狂欢的奏议。在强调“京师风俗之美恶，四方所视效”的同时，他指出“近年以来正月上元日军民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是以他伏请皇帝能“痛加禁约，以正风俗。”后经都察院复议奏请通行两京并天下一体严禁。[41] 而在嘉庆年间左辅（1751-1833）也曾提出〈禁镫公呈〉，针对地方灯会“巧附衢歌巷舞之名，侈陈火市星桥之盛”，特向常州知府请命“节财除弊”。公呈中左辅洋洋洒洒地列举灯会六大弊端，其中包括“士民皆舍业而嬉，闾巷悉堵墙而进，婆娑一市”、“箫鼓喧阗，蚁聚蜂团”以及“男女交路，而瓜李无嫌”等各种“狂荡”行为。[42]由此可见，历来虽不乏批判之士屡申除弊之议，但元宵狂欢的习俗一直沿承至清末未改。 当然，为灯节庆典辩护者亦不乏其人，例如明末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中便提及有人批评“为灯事嬉娱，为臣子堕职业，士民溺声酒张本”，因而建议“禁绝”上元节假，沈德符却深不以为然，认为此举乃“不知体制甚矣”，完全忽略灯节君民同乐太平的象征意义。[43]同时代的张大复（1554-1630）曾在长安与官场的朋友谈及“灯市之丽”，但席间“有一二官人自号清节者极恶之，以为伤财废事无过于此。”张大复当场正色反驳说：“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终是衰飒气象，雍雍愽大之世当不尔。”[44] 张大复本人正好经历了从“烟花燎乱，金鼓喧填，子夜后犹闻箫管之声”的太平盛况，到独自伫立庭中，眼见“月明如水”，却“寂无启扉者”的末世气象。对历经沧桑的张大复而言，元宵节庆无疑是世风民气的表征，若以节财省事为虑裁减庆典，反而只会禁抑世风，消蚀民气。 其实早在《礼记•杂记》里，孔子便曾与弟子子贡讨论如何面对国人年节蜡祭活动的态度： 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举国之人疯狂地参与迎春的蜡祭活动，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子贡既感到隔膜，也表示淡漠。孔子同样从为政者的立场，却提出正面的解释：他以为应对人民所表现的疯狂赶到欣喜，因为这种疯狂代表了长年压抑在日常生活中的积郁得以暂时抒解。孔子并且以引弓射箭为喻，指出适度地一张一弛，才能正确发挥弓箭的功能。而蜡祭节庆中举国狂迷，正代表社会秩序得到最好的调节。 晚清来华达四十多年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 1845-1932)，曾在其《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里将自元旦到元宵的春节视为中国的“国假”（national leisure），他指出许多外国人可能会惊讶以勤劳著称的中国人，竟然会从一年十二个月里，腾出半个多月纯作宴游以及虚荣的展示活动。他推论这段时间无疑是中国国家的“安全阀”（safety-valve）──若没有年节的调节，也许中国会因无休止的劳累而陷入混乱。[45]同是作为迎春的嘉年华会，元宵节与古代蜡祭实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明恩溥此论，与孔子所谓“一张一弛”的观点不谋而合。 从隋初的柳彧到晚清的左辅，显然都没有受到孔子教训的启发，他们和子贡一样，对举国若狂的节庆活动抱持着戒慎恐惧的态度，遑论能进而“乐”民之所“狂”。他们无法苟同这场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能够具有任何调节社会的正面功能；元夕的狂欢，非但没有具有调整生活节奏、释放百姓活力与积郁的“安全阀”功能，反而会动摇“训民治国”的根本──“法度”与“礼典”。对他们而言，元宵节对正常的生活作息而言，不是一种调节，而是一种威胁。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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