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3)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14 民俗学论坛 2008-12-29 20:3 陈熙远 参加讨论
二、张弛于“点灯”/“放火”之间 尽管官方在元宵依例“点灯”，却也担心百姓越轨“放火”。 虽然在元宵节庆里乃“金吾不禁”，但放夜弛禁并不意味巡护戒备工作的松懈。在康熙八、九年间担任闽浙总督的刘兆麒（1629-1708）即曾公告〈灯夜申饬巡防〉，要求部属必须严防“有不逞之徒乘机窃发，地棍营厮，横肆抢夺，疏于法纪”，并且详细规定各营将领“委令守备千把各官查照原派巡查汛地，量带兵丁四围巡逻。如遇奸宄窃发及兵棍抢夺等事，立刻擒拿解究，或有烽烟不测之处，实时救护消灭，并禁乘机抢掳之弊，每晚至更深时后方止，仍严谕各弁兵务须加谨力巡，不得懈弛疎忽。”[32] 不过维系治安固然是地方官职责所在，但在灯节时期，却又不得任意干扰宵节活动的进行。换言之，既要确保弛禁后地方治安无虞，又必须让“非常”的元宵节庆得以“正常”地举行。其间分寸的拿捏，关乎甚巨。乾隆三年（1738）济宁州就有一个案例：在正月十四日早上有巡兵拾获一纸匿名帖，言及有人计划“借玩灯，暗带兵器杀人劫财”，帖上并列有武举某某等二十余人姓名，因此都司便“张皇于灯节时早闭城门栅栏”。直到次日才发现“并无影响”，不过是虚惊一场。但都司此番轻举妄动“骇人耳目”，遂遭到参劾，结果落得“严加议处”的下场。[33] 就地方治安的情形而论，村民因看灯或扮演灯会所引发的冲突或因疏失所造成的意外，在所难免。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庋藏的清代题本为例，确有不少重大命案发生于元宵节弛禁的夜晚。例如雍正八年（1730）上元灯节，直隶大兴县沙窝村举办庙会，当地村民史自贵邀请邻近亲友一同看灯，可是却没有去接叔父史久隆的女儿看灯，史久隆因此忿而赶到史自贵住处詈责，当时有两位邻居赶来劝阻，就在口角扭斗之际史久隆拿起了随身小刀竟将其中一位邻居纪万库杀死。[34] 如果说亲友间都会因邀约看灯而发生嫌隙，遑论迎灯赛会时因对峙拥挤而起冲突，乾隆十二年（1747）发生在浙江嘉兴府桐乡县的案例：卅七岁的农民钱彩云，于正月十四日带领着十五、十六岁的村童钱贵弟等人“演扮马灯，庆祝丰年”。钱彩云在前面吹海螺引路，走到王家兜桥边，正遇到迎滚灯的张光宗等人也争先上桥，两厢“凑合拥挤”之间，张光宗将钱贵弟骑的马灯挤碎，于是引发了肢体冲突，张光宗“打钱彩云眼胞上一拳”，钱彩云便随手以海螺“还打张光宗头上一下”，结果正中张光宗的顖门，张侧跌倒地，磕到左耳耳根，一命呜呼。[35]即使一切活动平顺，也难保没有意外事故的发生。例如嘉庆十六年（1811）元宵节晚上山西太平县师保娃在村子里的社庙“扮演故事迎灯”，师保娃因手边没有“出猎戏具”，便借了铁铳瓜代，殊不知铁铳里装有火药，当他用铁铳挑挂花灯时，忽见花灯着火，便顺手将铳头横转，意图将火扑灭，不料灯火熏入铳门，触发火药，竟将他身边的师万谷打死，酿成悲剧。[36] 这些案例，不过是在元宵节夜禁解除的情形下，社会秩序一时失控的零星个案。对统治阶层而言，民间闹元宵最大的隐忧，恐怕不是元宵节庆当中可能发生的意外，而是元宵节中所纵容的脱序行为，对元宵节庆外的日常生活可能造成的长远影响。 现存对民间元宵活动最早而且最详尽的报导，刚好是站在维护礼法秩序的立场，提出禁抑的主张。如前述隋文帝时代的御史柳彧，即“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因此特别在开皇十七年（597）上奏请禁绝此风。柳彧在奏书里指出：古代“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换言之，在日常生活里国家正是以“法度”与“礼典”作为训民治国的两端，具体反映在生活上的表现，便是“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柳彧随即一一指证当时民间庆祝元夕时种种逾越法律秩序与礼教规范的活动： 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37] 细绎柳彧罗列所有在元宵夜里的狂欢活动，俨然正是近代俄国文学批评家巴赫丁（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笔下西方中古狂欢节（carnival）的翻版[38]：充街塞陌的聚游群众、撼天动地的金鼓喧声、易性变装的化妆舞会以及鄙俗秽嫚的笑闹表演。元夕纵容人们逾越各种风教俗成的、法律明定的界域，颠覆一切日常生活的规律──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雅俗之分到贵贱之别。人们身在其中，享受着一种与以国家“法度”与“礼典”所规范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自由，倘佯在一个所有社会阶层、性别角色以及经济身份的种种界定都失去意义的世界。 然而对柳彧而言，非常节日的非常活动，只会造成调控日常生活的法律秩序与礼教规范产生松动。他所担忧的正是这种狂欢的游戏规则可能“浸以成俗”，进而对日常生活造成法律上、礼教上以及经济上的危害与冲击，不仅“竭资破产”，而且“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是以正本清源之计，唯有明令天下根本禁断元宵狂欢之风。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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