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慧]从“自然语境”到“实际语境”——反思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追求(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1:11:09 民俗学博客—杨利慧的空 杨利慧 参加讨论
祝秀丽也谈到自己在家乡进行民间故事的田野研究时，发现自己的三叔总是在故事讲述过程中的适当地方，把在场的听众拉扯进讲述情境来调侃一番，比如在侄女（指作者本人）的家里讲述故事时，他就常常拿侄女和自己的嫂子（指作者的母亲）逗哏。“这是讲述人在讲述过程中利用现场的听众的人际关系与故事中的一致性同听众开玩笑。”“这种即兴添加的合乎场合听众人际关系的评论或者笑谈，产生了听讲双方互动的浓厚趣味。”［20］ 所以，只要研究者在场，就几乎一定会影响到表演，影响到表演者的叙事策略、表演的动态过程以及最终文本的形成。正因为如此，鲍曼提出：与其追寻 “自然的”本土语境这一“成问题的概念”，不如在田野研究中对民族志工作者的在场对表演的动态过程（dynamics of performance）造成的影响保持“敏感性”（sensitivity）。他指出：我们常常在田野调查中寻求坦率的、直截了当的民族志信息，而实际上那些个人并不只是口头文学的“传递者”（presenter），他们是在进行表演而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因此，“对表演的敏感性由此成为批评的、自反性的民族志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在口头文学的研究方面，而是在通过与本土信息提供者的语言互动而进行资料搜集的一切工作中。”［21］ 需要指出的是，表演的突生性并不只在研究者在场时才会产生。如前所述，听众／观众是影响表演者的表演的重要因素，表演者常常会根据特定情境中的听众／观众的需要而采取不同的叙事策略，从而形成表演的突生性。 因此，即使面对并非研究者的其他听众／观众，表演者也常常会适应情境而进行变更和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自然语境的追求中包含着的“如果没有研究者在场的干扰，表演就会在自然、正常的状态下进行”的观念，实际上是假想出来的，经验世界里主体之间借助语言而进行的交流与互动、变更与创造远比这一范围（研究者－被研究者之间）宽广得多。鲍曼在《在语境中进行民俗的田野研究》一文中，曾经专门对自然语境中牵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对自然语境进行追求的动力，大抵在于这样的观念：在民俗学者玷污民众的进程开始之前或者在民俗学者的‘闯入性在场’（intrusive presence）之前，事物都处于完美的时间过程中。”但实际上，这一理想状态并不存在，因为“只要有新奇事物出现，变化就会发生。”一位17世纪的旅行者向一位奥吉布瓦人（Ojubwa，北美印地安人的一支）讲述了一个法国的小故事，比起今天向一位美国民俗学家表演一段克瑞人（Cree，北美印地安人的一支）的故事来，并不存在更加“自然”或者“不自然”的问题。［22］ 其实，许多民族志工作者已经意识到：自然语境实际上是很难寻求到的。所以艾夫斯在《用录音机做访谈——民俗学与口述史田野工作者手册》一书里谈的，都是在人工语境下的搜集工作经验，而且，他认为有时人工语境是唯一能够收集到资料的语境，因为自然语境已经不存在了。［23］戴格也承认：搜集者观察自然的背景、不为人察觉地参与到故事的讲述会中，是不容易的，要想全面地录制故事的讲述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民俗学家面前，一些热心的听众会催促讲述人讲故事，这就很难产生自然的、自发的故事讲述事件。［24］既然如此——本文要反思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尽管在自然语境中进行调查非常艰难，但是长期以来民俗学田野工作者们会不懈地寻求它呢？我以为：对自然语境的竭力寻求，与人们对客观性、科学性、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追求有密切关系。 许多人相信：事物的“事实真相”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它们先验地、外在地、相对独立地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世界中，等待着研究者去揭开它们的神秘面纱，就像“客观”地生长在土地里的萝卜一样，需要人们把它们“发现”、“挖掘”、“揭示”出来。与此观念相应，有许多人坚信：田野调查应该追求“客观”和“科学”，我们应该“客观”和“如实地”反映（reflect）民间风俗、民众观念的“真相”。要做到这一点，自然首先需要在田野作业中寻求“不受干扰的”、“自然的”语境，以便揭示和发掘出隐藏在事物表象之下的“客观规律”。例如，戴格认为：“假如我们观察和搜集了作为社区民俗而起作用的民间故事，因而成功地获得了资料的可靠性（reliability），那我们也将成功地揭示民间文化的内在一致性。”［25］美国民俗学者梅森•布鲁尔（J. Mason Brewer）在搜集北卡罗林纳州的黑人民俗时，也常常在提供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材料，他相信“当信息提供者不知道他所说的正在被（研究者）搜集时，才能获得更加真实可信的（authentic）、自然的资料”。［26］也有中国民俗学者认为：对于某些带有特殊性质的调查项目，上述做法（指在被调查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并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还是可取的。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调查对象不怀任何戒心和顾虑，畅所欲言，自由展现，从而调查者才能目睹该民俗文化事象在民间的原本形态。 但是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撰写真的可以客观、真实、科学地反映和揭示民间风俗、民众观念的“真相”吗？在这一点上，西方人类学领域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有关“文化科学”和“写文化”的论争，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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