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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研讨会”综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近几年在我国取得很大进展。为进一步推进这项方兴未艾的工作在理论认识和实际操作层面更加深入系统,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台湾东吴大学联合主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研讨会。会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具体承办,于2007年6月2日至4日在北京召开,方李莉主持。
    此次研讨会的主要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一、议题鲜明,讨论集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田野考察工作方法这一中心议题得到了全面深入的研讨。二、涉及的学术领域广泛,来自海峡两岸的30余名学者先后涉及了民俗学、考古学、艺术人类学、民间文学、民间戏曲、民间曲艺、民间工艺、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等。三、切入角度多元,有的学者先从理论层面介入,再用具体个案论述;有的则是通过具体的田野报告呈现观点。在学术定位、传承人确认、仪式空间脉络、资料真实性和记录手段等方面都做了具体深入的探讨。四、影视器材和GIS数位化技术等高科技在田野作业中的重要性得到一再强调,这无疑是对田野作业记录与演示手段的丰富,为传统的田野考察等工作提供了新工具和新思路。
    与会代表都是在相关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能够于短时间内集中听他们谈观点,说体会,无疑是享受一场学术盛宴,感觉很幸福。不过,要我就此写一篇会议综述,坦白讲,我有些为难。因为既然是综述,就不能象写清单那样单篇罗列,为叙述的简便清晰计,分类成为必须。可分类确是难事:虽然学者们所谈主题鲜明,各有所重,但他们往往同时兼述多个观点,放在哪一类下都有断章取义之弊。这跟我们做田野考察的情形很象:我们明明知道考察对象在民众生活中是一个混融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还是要先别出个你我,分头进行,然后再整合出复数的“他者”。现在,我就要在不同主题下的分头叙述中整合出会议“综述”。先后设想了几种分类,都被自己否定,后来,突然想起高丙中老师在这次会议上做评议时,他根据几位老先生的发言内容,巧妙地将其放在田野考察的序列框架中进行评议。受此启发,我姑且也将诸学者所谈纳入一个田野考察序列中,基本上呈现前期准备、如何进入、后期整理与思考等“田野”流程。另外,在对学者们的主要诉求“一言以蔽之”的同时,我尽量再附加几句,兼顾每位学者的其他观点,力求多展其华。以下是我的理解与书写尝试。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概况及日本经验。
    几年前,“非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语词,对中国各界而言都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更不用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了。但短短几年间,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我国政府从逐步适应到积极响应,这项工作已取得了可观进展。田青向与会者介绍了2001年以来大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一些认识和做法。他说,我们对此的认识基本上经历了“从无知到一下子猛醒这么一个过程”: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中国昆曲被评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国内各界似乎都不以为意,各大媒体也只做了简短报道。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次申报时,大陆一些文化商人等开始借此契机推举自己的民族文化,但大多数学者和官员此时还没意识到“申遗”的重要。到2005年时,准备第三批申报时,我国各省都争先恐后地参与,甚至出现了“申报热”;国务院还专门出台办法,确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立项,并建立了一套县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的三级评选体系。2006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2007年,又确定了第一批“传承人”名单200多人。“能够在短短几年内,让全社会共同关注、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地推进落实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这是很不容易的。”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很多时候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田野工作要先行”。
    台湾东吴大学王秋桂介绍了台湾地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一些情况。台湾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仿效日本保护“无形文化财”的做法,由教育部设置民族艺师讲座,负责民族记忆的传承,但是并没有获得预期成果。后来通过了一个《文化资产保存法》,由文化建设委员会接管文化资产的保护工作。关于民间记忆的传承工作,包括搜集整理录音录像等,比如传统戏曲或者工艺的表演制作、剧本的整理、编撰民族艺师的传记等工作,文化建设委员会委托给许多学者。这些学者从事田野调查,具体了解民间艺术的生态,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还没有出版。总体说来,台湾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还缺乏一个整体规划。虽然起步比较早,积累了一些成果,但是成绩仍然不让人满意。随后,王秋桂强调,保护文化,需要了解文化的有机性,要有历史视野,并注意文化遗产的空间移动等问题;在现如今的田野考察等工作中,还要积极引入地理资讯系统等高科技,以改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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