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16)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00 正来学堂 杨念群 参加讨论
中国的口述史（Oral History）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时期，人们已经意识到，仅仅依赖于文字书写的史料很可能会遮蔽或扭曲历史存在的真实状态，特别是由集体叙事逻辑构造出的历史框架大多主要通过书面语形成的对历史记忆的垄断作用，必须通过个体声音的发掘予以突破。方慧容通过对西村农民对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研究，大量采用了经个人访谈录音后整理出的口述文本，据此分析农民对土改运动进行”集体记忆“时所表象出的非精英化特征。作者综合参照了欧洲口述史研究方法，提出了观察农村社区村民叙述历史的”无事件境“概念，这一概念描述的是一种特殊的事件记忆心理，它的基本涵义是重复事件序列中的各种事件，不但由于高重复率导致事件记忆细节的互涵与重叠，而且生活在这种生活状况中的村民，在心理上也”无意“将这些众多的重复性事件理解为分立有界的事件，这构成传统农村社区中的村民与现代人的最大区别。”无事件境“概念的提出无疑为使农民的”个人记忆“剥离出集体叙事的权力支配逻辑提供了有效的认知手段。作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特别从个案角度考察了土改过程中调查研究的权力干预与农民记忆中的”无事件境“方式之间所构成的冲突，特别是在事件记忆中引入权力分析方法，观察调查权力对乡村记忆的切割和重组，而不是在即定的权力支配下作出无意识的历史叙述，使我们有可能解构一些习以为常的描述历史的集体建构模式，和已达成共识的场景认识方法。吴飞对段庄天主教区教友叙事记忆技术所进行的口述史研究 同样达到了类似的效果。（115） 以上我们引述了一些本文集所收文章的主要观点和其”问题意识“的创新之处，这些文章的提问方式都是建立于即有研究命题的基础上推导而成的，不少文章之所以采取异于传统史学的切入和叙述方式，是因为意识到只有从学科交叉的运思中敏锐感受和把握各自学术领域中问题设置与历史研究范围的重叠和相关性，才能借以拓展社会史的涉猎范围，也才能在多学科方法的滋养下形成新的”知识共同体“,这恰恰是传统社会史研究所缺乏的氛围。我们试图通过这本文集初步尝试建立具有规范意义的经验研究的多元框架，这一框架的稀薄度应与” 中层理论“的叙述要求相互吻合，目的在于突破常规模式的单一性支配，在与社会史相关的社会理论的互动之间建立起一些共享的知识前提。文集中特别倾向于发掘出个体生活史中被传统集体叙事埋没的声音，以解构目的论建构对个体生存状态的漠视。哈耶克曾经在阐明”社会事实“与个体行为均是主观模式建构的结果时说过：”我认为，那种把诸如`社会‘或`国家',或任何特别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现象等社会集合体视为在任何意义上都比可理解的个体活动更加客观的观点，是纯粹的幻想。我要表明的是，我们称做`社会事实’的，从自然科学使用的`事实‘一词的特殊意义上说，和个体行为或他们的对象一样也不是什么事实。这些所谓的`事实',不过恰恰与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所建立的那些模式一样，是一种根据我们自己头脑中所找到的要 素建立起来的思想模式。“（116） 哈耶克反对的是，在历史研究中，把”客观性“的社会结构与个体活动分割开来，认定前者可以从自然科学的精确与划一性中得到规律性的说明，个人不过是渺小的公理秩序中的一粒沙土。可一旦我们也把社会结构同样视为一种历史建构过程时，历史的多样与各种鲜活欲现的可能性就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运用多学科手段建立共享的知识前提，进而把社会史领域扩大开放为各个学科都可参与的”知识共同体“,肯定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工作，本文集只是想为这种交叉话语的相互激荡互渗提供一个可资讨论的文本。我相信，这些论文中所包涵的具有理论原创性的兴奋点，也许有可能蕴育出社会史中层理论的本土框架，如”关中模式“之于中国经济史，”无事件境“记忆理论之于中国口述史，医疗空间转换模型之于地方城市史等等。 不容否认，文集所选文章在社会史范围内编织自己的叙事网络时，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式分析，还是目前正风行于世的”后现代“观点，大多是在西方的社会理论资源提供的脉络中发言，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在对社会建制的历史进行判断时，其切入点几乎无法摆脱西方设问方式的影响，这已是无法规避的事实。但是入选的文章尽管在运用西方社会理论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却大多通过修正与反思的途径力图设问出个性化的”中国式问题“,并力图实现其本土化的转换，这些设问有的可能较为成功，有的难免仍有照搬套用的痕迹，不过 我们仍会从中看出中国社会史研究迈向本土化的前景之所在。 注释：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意义及其范围“,《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 109页。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意义及其范围“,同上引书，页111.关于梁启超等人从”种族主义“者向”国家主义“者的转变过程，可以参阅Pamela Kyle Crossley,Chaos and Civilization:”Imperial Sources of Post-Imperial Models of the Polity“,《思与言》第36卷第1期，1998年3月，页119--190.与梁启超同时代的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史学研究与建构民族主义意识的关系，如留日学生曾鲲化在由东新译社出版的《中国历史》首编”总叙“第一章”历史之要质“中指出：”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见氏著：《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46. （3）R·V·戴福士：”中国历史类型：一种螺旋理论“,刘东等译，《走向未来》第二卷，第一期，1987年3月。 （4）（6）王正毅：”世界经济、历史体系与文明--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国书评》1996年5月，页144,页147. （5）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205. （7）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484. （8）程农：”重构空间：1919前后中国激进思想里的世界概念“,《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页58--69. （9）Arif Dirlik,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Pp3--9.又可参见Arif Dirlik,Revolution and History: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berkeley 1978.特别是其导论部分。 （10）（13）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91--92. （11）（12）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页187,页73--76. （14）（15）（19）（2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页225,页133. （16）（17）唐纳德·特雷德戈德：”苏联历史学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杨品泉译，《史学理论》1987年2期，相反的意见可以参阅克雷莫夫：”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和对亚细亚形态说的批判，同期页106--110.日本学者也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某种“东方停滞论”的表现，如谷川道雄就指出：“在马克思曾经主张的东洋专制主义理论中，认为东方国家的社会基础是缺乏社会发展契机的村落共同体。另外，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置于古典奴隶制、封建制、近代资本制等相继而起的生产方式的最初阶段。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论，就成了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理论根据。”参见谷川道雄：“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总论”,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316.无独有偶，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也曾经指出，马克思一方面对东方社会遭受英国殖民侵略的现状充满同情，另一方面又认为英国在印度发动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因此在马克思关于东方的社会经济理论思想中，最终占据上风的却仍然是浪漫主义的东方学视野。参见萨义德：《东方学》（Orientalism），三联书店1999年版，王宇根译，页197--203. （18）何顺果：“社会形态不等于生产方式”,《读书》1999年6期，页89--91. （21）（22）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393,页397. （23）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以下简称《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 8.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论战，可以参阅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03--205;又可参阅Arif Dirlik:“The Problem of Class Viewpoint versus Historicism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In:Modern China,oct,1977. （24）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选集》，页144. （25）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载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页4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