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1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5:11:21 正来学堂 杨念群 参加讨论
（26）迪恩·C·蒂普斯：“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的批判”,载上引书页106--107. （27）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载《汪晖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页1--35. （28）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页440,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载张立文等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59--84.关于梁启超旅欧后的思想转变，可参见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之“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 （29）罗志田：“历史记忆中忘却的五四新文化传统”,《读书》1999年5期。 （30）（71）（77）（89）（105）艾尔曼：“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载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425. （31）（37）（38）（40）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16、17、57. （32）（34）余英时：“论文化超越”,载《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页244. （33）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载同上书，页30--90. （35）（36）余英时：“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98--99. （39）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朱红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94. （41）Edward Shils:“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Some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in Philip Rieff（ed），On intellectuals:Theoretical Studies Case Studies,Doubledey/Company,Inc.New York 1969,Pp24--48.希尔斯把知识分子传统拆解为五个部分：<1>科学主义传统；<2>浪漫传统；<3>基督教启示传统；<4>民粹传统；<5>反智传统。 （42）余英时：“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致《九州学刊》编者”,载《钱穆与新儒家》，页300. （43）（44）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页461--466. （45）（109）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45、19. （46）何怀宏：“一个问题的变迁--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谈起”,《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3--15. （47）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1997年版，页78--88. （48）（49）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页316、64. （5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页45. （51）程农：“吉尔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夏季卷，页114. （52）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30. （53）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前言”,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 （54）（55）魏丕信：“近代中国与汉学”,《法国汉学》（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8. （56）张静主编：《国家与社会·编者的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7）哈贝马斯最近在回答中国学者的提问时也强调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使用的西方背景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困难，参见J·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年3期。 （58）最早关于“士绅阶层”的研究起步于瞿同祖、张仲礼与何炳棣等人，他们强调士绅与官僚机构具有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士绅往往通过科举考试纳入行政体系，在地方管理中作为官僚与民间的中介角色为国家利益服务。这一时期的研究已注意士绅精英的等级与分层，但仍受费孝通等早期中国社会学家的影响，基本上认为精英在文化上属于同质性阶层。而地方史研究中所开辟的精英分析则强调地方士绅与国家此消彼长的对抗关系，如孔飞力对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地方社会的研究，这一取向的形成打破了精英同质性的分析格局，直接为国家--社会框架内精英能动作用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前提。参见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ed），Chinese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Unive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日本的“乡绅研究”起步于酒井忠夫，到重田德时渐成规模，重田德“乡绅论”的特点是：把乡绅统治理解为国家通过其组织功能控制农民的一种形式，以此来理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参见檀上宽：“明清乡绅论”,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页461--462. （59）（103）罗威廉（william T.Rowe）：“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邓正来、杨念群译，载邓正来、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页413. （60）（65）（67）汪晖：“`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天涯》1998年6月号，页14、48. （61）（62）（63）（6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页84、202、204、234. （66）（90）乔治·E·马尔库斯等著：《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113. （68）梁启超：“新民说·论国家思想”,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217. （69）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页179. （70）杨念群：“从`五四’到`后五四‘---知识群体中心话语的变迁与地方意识的兴起。见本文集。 （71）（7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第二卷，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页229. （73）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陈学明译，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页8. （74）”`98社会学：研究进展状况与热点难点问题“,《社会学研究》1999年1期。 （75）”历史学与人类学：相互影响的趋势“,《史学理论》1987年2月，页18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