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微]从翻译看学术研究中的主体间关系——以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为理论支点(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2:11:47 学苑出版社网站 吕微 参加讨论
rational既是西方文化、历史中的一个核心的观念要素，同时也是一个核心的经验要素，但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中，能够“辨明、认识、阐述和评论真理的（理论）能力”的“理性”显然不是一个核心要素。进一步说，即使我们在中国文化、历史中发现了一些可经验、可证实而且的确是对象化、物化了的“理性”之物，那也同样无助于中国问题的诊断，因为，我们至多是在本土历史和文化中发现了一些与西方历史文化中rational的经验对象可资比较的本土“具体指涉物”和“基本相似物”（这不仅可能而且十分现实）。但是，由于“辨明、认识、阐述和评论真理的（理论）能力”的“理性”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非核心位置，所以即使我们发现了一些“理性”（以及“神话”等）概念可经验的“具体指涉物”或“基本相似物”，我们仍然不能断言我们已诊断出真正的中国问题，我们至多满足了我们自己的“西方有中国也有”的狭隘的民族自豪感。 但是，在高扬民族、文化自豪感的同时也就是在强化民族、文化的自卑感，因为，与作为核心要素的rational相比，“理性”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是否同样具有核心要素的性质显然是成问题的。一旦我们发现“准‘理性’”或“类‘理性’”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并不占有核心要素的位置，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就会备受打击（“神话”的情况与“理性”的情况几乎完全一样）。 于是，我们又竭尽全力试图证明，理性作为人类文化、历史的普遍要素也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核心要素，只是我们的“理性”与西方的rational具有不同的形式，属于不同的类型，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的纯粹理性（思辨理性、理论理性）不甚高明，但我们擅长实用理性（实践理性、交往理性），换句话说，尽管我们“辨明、认识、阐述和评论真理的（理论思辨）能力”相对不强，但我们实践真理的能力绝对不弱。 然而问题在于，“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这些概念仍然是翻译的结果，既不是本土文化通过自身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规定，也不是通过观念的先天约定自我陈述地所创造的核心概念。于是，我们能否真正理解我们自己就仍然是一个问题。因此最终，无论是“理性”还是“实践理性”，其实都是rational的问题，也就是说，仍然是西方文化、西方历史的问题，我们只是用我们特殊的、偶然的零散材料证明了西方问题的普遍性、必然性存在，尽管rational的问题在不同文化中的确有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部分显现。 于是，在没有了解不同文化观念的自我陈述的前提下，当我们使用翻译的异文化概念反向地对本文化进行经验方法、实证方法的研究时，就出现了西方语言对中国现实的单向度的、不平等的“命名”支配关系，也就是异文化主体将本文化视为客体的、不平等的规定关系，从政治的角度看，这就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那么，如何才能发现中国历史、文化中真正的核心要素和本土问题即本文化观念的自我陈述呢？也就是说，为了发现真正的本土问题和本土文化的核心要素，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并在适当的方法中达成文化间非支配的自由、平等关系呢？ 汪晖认为，“建立文化研究的新的方法论视野，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是寻找描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本语言和范畴（自我陈述）。这种基本语言和范畴是在特定语言共同体（内部）的交往实践中约定的”。这就是说，回溯到特定文化的思想实践和观念系统中去，一旦我们通过对“特定语言共同体”内部思想实践的考察并进而确认了其自我约定、自我陈述的观念世界及其核心范畴，我们就可以真正触及到特定语言－文化共同体的真正问题之所在。于是，我们才能通过本土文化自我陈述的核心范畴与西方文化自我陈述的核心范畴之间的相互阐释而对比地显现出不同文化主体自我陈述的价值和意义，进而，特定语言文化共同体才能对人类共同体整体价值和意义的自我理解、自我解释和交互理解及交互解释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正如索绪尔所言，在纯粹观念的语言领域，我们对一个词的理解不仅需要该词的积极的自我定义，而且需要与该词相关的、作为他者的其他词从否定方向的消极定义，我们只有在词与词之间相互否定的消极关系中，才能最终确定一个词的相对价值和意义。在索绪尔看来，积极的、肯定的定义甚至是建立在消极的、否定的定义的基础上的。｛1｝ 这就是说，我们对特定文化自我陈述的核心范畴的理解是不能局限于该文化内部的、积极的自我肯定，对特定文化的自我陈述的“认识你自己”不仅建立在本文化自我陈述的积极肯定的基础上，而是首先建立在异文化他者的自我陈述的消极否定的基础上。具体地说，我们只有首先理解和解释了异文化，然后才能理解和解释本文化，没有对异文化的知识，我们根本不可能有关于本文化的真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如果没有对rational的翻译，我们甚至不知道可以从“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本土文化，即使我们发现在本土文化中没有与rational完全对应的理性因素，我们对本土文化仍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甚至可以说才真正开始有所理解，而更深入的、真正的有所理解恰恰建立在用发明的现代汉语词汇“理性”翻译rational的前提下。理解本文化必须诉诸异文化，对自我的理解建立在对他者的理解的基础上，这无论对于语言学还是对于人类学来说，都已经是常识了。 但这同时也就形成了一个文化间、主体间相互理解和解释的循环：我们为了理解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先理解他人；我们只有先理解了他人，我们才能理解我们自己。反过来说，我们为了理解他人，我们必须先理解我们自己；我们只有先理解了我们自己，我们才能理解他人。在学术研究中，上述循环可转换为如下表述：为了研究我们自己，我们必须既用自己的概念看自己，也用他人的概念看自己；反过来说，为了研究他人，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概念看他人，也必须用他人自己的概念看他人。这就是说，为了理解和解释主体之间的任一主体，我们都必须诉诸自我主体的自我陈述，以及他者主体的自我陈述，在交互主体交互的自我陈述之间，我们才能发现主体之间交互理解和交互解释的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