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是清代朴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前尚无人系统研究过。本文首先介绍了清代金石学的大致情况，然后重点论述了清金石学的重要史料价值。作者认为，清代金石学在校勘经史典籍方面，意义尤为突出，应引起史学工作者的足够重视。
我国的金石碑版之学源远流长，郦道元《水经注》、魏收《魏书·地形志》皆附诸碑以征古迹，“秦汉以来碑碣，信而有征者无不登焉”。至宋代欧阳修、洪适、赵明诚、王象之等人著有专书，而始有金石之学。但宋代的金石学处于开拓时期，从事者并不多见，“其时出土之物尚少，或以偏安，未能远致”。明代的金石录目渐广，“但率据方志，未见其碑，尤多舛误”①。清代拓地万里，国家混一，加之朴学的兴起和推动，金石之学远迈前代，鸿学硕儒乃至达官显宦多趋此途，形成了一种亲自搜集和椎拓碑版的风气，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古代文献；尤其是与考据学相联系，金石碑版之学在史学研究中大放异彩，充分显示了它的史学价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的学术成就。
一
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从收录前代金石碑碣的时限、地域范围的广度和深度，还是从从事者之多来看，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首先，清代的金石学在前人收集碑碣文字的基础上延长了宋人著录金石文字的断限，开始收集宋、辽、金、元乃至明代的碑版文字，如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收录金石文字上自汉代《曹全碑》，下至明代《建文霍山碑》。一些学者反对再遵循宋人收录金石文字以唐五代为下限的成例。钱大昕在《金陵石刻记》序中写道：“予集金石二十余年，每见近代收藏家著录，往往至唐而止。予谓欧、赵之视唐五代，犹今之视宋元明也。欧赵之录，近取诸五代，今去欧赵七百年，尚守其例不变，是责唐之司刑，以读劗侯之律，宋之司天以用一行之算也，可乎哉？故予于宋元时刻，爱之特甚。”②持这种观点的，也并非钱大昕一人，如另一位汉学家王昶也有同样的主张：“欧、赵所采止于五代，后之著录者取以为法焉，然欧公上至五代，仅及百年，《金石录》刘跂作序之岁数之，亦百有五十年耳，而宋辽迄今至历五百余年之久，其未可引欧赵之例，斤斤以五代为断明矣。”③他认为宋、辽、金三史，皆成于托克托之手，因时日迫促，其书有所未详者，也有所未削者，多有疏误，应以碑刻文字证其是非，补其阙遗。乾嘉时期，汉学家们埋首古经，不治近史，就连戴震那样的学术大师也“以肆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治古经成为风气，史学显得异常薄弱。针对这种现象，有些学者力图加以改变，钱大昕曾经批评这种风气说：“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④因此出现了像王鸣盛、钱大昕、赵翼这些治通史的学者，同时也涌现了一批治近史如宋、辽、金、元史的学者。清代金石碑版之学著录范围上从秦汉，下迄金元，正是伴随着史学的这种新的契机而兴起的。这种搜集金石文字的原则，比之前代在年代时限上更为绵长，进一步充实了古代的历史文献，从而也促进了通史与近史的研究。
其次，在地域上著录金石文字的范围更为广阔。清代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的碑版文字成为学者们采集的对象，这些金石实物是前代学者难以目睹的。如西藏拉萨大昭寺的《唐盟碑》，被录于《卫藏通志》、《西藏记》、《西藏考》等清代边疆史地学的著述之中；又如东北边疆地区的《得胜陀碑》记述金太祖会军拉林水时誓师之事；以及《金完颜娄室神道碑》均是研究女真族及金史的重要碑刻文献，也开始被学者收录。一些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金石文字大都首次在边疆省份被发现而问世，如云南省的《刘宋爨使君碑》为南朝金石碑版，“滇中最古之石，极可宝贵”，此碑为嘉道时期阮福所录，阮福曾感慨道：“可叹刘宋肖齐八十年间，宇内竟无片石，伟哉！此碑远立边裔，至今岿然为赵宋以来录碑诸家未见，即乾隆间王司寇昶在滇搜访金石亦未之见。”⑤这些稀世之宝相继问世，为金石学增添了新的血液。清代学者著录金石碑刻不仅在地域的广度上远迈前人，而且对各省碑碣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和搜讨。清初，如顾炎武等人开始在各地亲自访碑，发现了不少前人未著录的金石文字，但学者能力和条件有限，搜讨非易，遗漏在所难免。顾炎武曾颇有体会地说：“以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或限于闻见，窘于日力，而山高水深，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岂无挂漏？”⑥至乾嘉时期形势大有改观，一些身为封疆大吏又兼朴学家的学者，大都有金石之癖，如王昶、毕沅、阮元等人，他们凭借其地位、能力、热忱以及学识，在任职省份，按部所及，无不搜讨。王昶叙述自己从事金石学的生涯时说：“余弱冠即有志于古学，及壮游京师始嗜金石，朋好所赢无不丐也，蛮陬海澨度可致，无不索也，两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兴桓，而北至青、徐、兖、豫、吴、楚、燕、赵之境，无不访求也。”⑦钱大昕在为毕沅《关中金石记》作序说：“巡抚毕公秋帆以文学侍从之臣，膺分陕之任，三辅、汉中、上郡皆按部所及，又尝再领总督印，逾河、陇，度伊、凉，跋涉万里，周爰咨询，所得金石文字，起秦汉，讫金元，凡七百九十七通，雍凉之奇秀萃于是矣。”汉学家阮元在任内“公务之暇，谘访耆旧，广为搜索”，其在山东任督学使时，派人四处搜罗金石碑勒，当时段赤亭即被“任其事，由泰安抵济宁，又折而南，至于临朐沂镇，往返千有余里，所至披榛棘，携拓工，手拓数百纸，及获前人未及者又数十本”⑧。这些学者在任中皆有金石著述，如毕沅于陕西任中有《关中金石记》，于河南任中有《中州金石记》；阮元于山东任中有《山左金石志》，于浙江任中有《两浙金石志》；孙星衍在京师有《京畿金石考》；黄小松在山东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等。由于这些显宦兼学者的辛勤搜录，使大量以前未加著录的碑刻文字显现于世，充实了金石学的宝库。由此可见，清代著录碑刻资料从地域的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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