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补职官之阙。由于我国古代官制庞杂，名称繁多，史书所记多有遗漏，而碑版文字多记人物之职官，所以清代学者从金石文字中钩稽出不少被史书遗记的职官名称，如广州光孝寺的《南汉西铁塔记》中题衔称“内给事都监”，为史书所不见（62）。钱大昕根据《辽太子左卫率府李公墓志铭》发现其中一些职官如中门使、银冶都监、麴院都监等职均未见诸史志。这些职官名称“皆可补史之阙”（63）。再如武億从《彼岸院刺牒》石刻上发现武功将军一职即为《金史》和《大金国志》所失收：元代《重修慈云禅寺碑》所载打扑鹰房提领一职也为《元史》所遗失（64）。这些不见于史书的职官，由于清代学者对金石文字精湛的考证，方显现于世，从而丰富了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内容。
3.补历史人物任职之阙。一个历史人物一生可能历任或兼任多种官职，这也是史书遗漏较多的一类。有些是将其任职全漏者，如《高阳康穆王湜墓志》载“王字须达，赠都督冀、定、瀛、汾、{K1CA04.JPG}、云、显、青、齐、兖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钱大昕认为“此皆史所不载，……此刻出于当时，可裨史家之遗”（65）。有将其任职部分遗漏者，如《唐云麾将军李秀碑》及《灵岩寺碑颂》均为李邕所书，两碑均有“昌郡太守李邕”等字，而新旧《唐书》只云“天宝中，邕为汲郡、北海二太守”，此碑“可以补两书之阙”（66）。据笔者所见到的清人金石著述，这方面的补阙文字，属最多的一类，可谓举不胜举。
4.补正史列传之阙。正史列传所录人物毕竟有限，某些重要历史人物也往往于正史无传，或为其立传而过于简略，于史实颇有脱漏，而某些墓志碑文正可以补此之阙失。其被金石文字补阙者，一是某些历史人物虽未被收入列传之中，但其生平事迹，与重要史实相联系，其墓志铭或神道碑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些重要史实，有时其志碑文字往往便是一篇较完整的传记，足以弥补正史列传之阙。如《杨从义神道碑》记载宋金之间关系与战争甚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宋史》未为杨从义立传，故此碑可补《宋史》之缺。对此，毕沅说：“并见碑刻之为功于史者不小也”（67）。钱大昕根据《四川道廉访使梁天翔碑》发现梁天翔之父梁瑛不仅仕元有显赫的官爵且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元史》不为立传，赖金石文字不使其湮没不彰，钱大昕说这正是自己“敝精劳神于金石文而不悔者”的原因之所在（68）。二是虽被正史立传，但文字简略，史实疏漏者不少，而大多墓志碑文又较正史列传所列史实详尽，故清代学者以碑文与史传相参照，钩稽甚富。如《石门铭》记述龙骧将军、梁泰二州刺史羊祉开通石门之功，即开斜谷旧道之事，但《北史·羊祉传》“不书开斜谷道事，此史之阙漏，当据石刻补之”（69）。正史列传之中，对于某些人物的重要言论也多有遗失之处，金石文字对此也多有补充。如宋代《章圣皇帝御制诗记》石刻载道士贺兰栖真这样一段文字：“真宗尝问栖真：‘人言先生能点化黄金，信乎？’对曰：‘陛下圣德睿明，富有四海，可谓真天子矣，臣愿以尧舜之道点化天下，方士伪术，不足为陛下道也’”。此段对话，《宋史·方技传》中的《贺兰栖真传》未予收录，钱大昕认为“此语当载入本传”（70）。类似言论足以反映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面貌和政治影响，但为正史脱漏，赖有金石文字补其缺欠。
4.补史事之阙。由于多种原因，某些重要史事为史书所不载，清代朴学家以大量金石文字补充了这方面的阙失，并鉴定了这些史事的历史价值。如《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记述了汉代裴岑以郡兵击败匈奴呼衍王全师的事迹。对于如此不世之奇绩，《汉书》却不载，对此，清代学者大发了一番议论：“西域长史班勇、敦煌太守张朗讨焉耆、尉犁、危须三国，破之，并无裴岑克敌之文，夫将兵克敌，诛其名王，厥功伟矣，乃见遗于史官，功名显晦，岂非命乎！”（71）如是重要史事，竟在金石文字中得以保存下来，金石学的价值，令清代学者们感叹不已。另有些史实，虽非事关重大，但经金石文字补充之后，使事实更为准确与完备，亦可推出较为重要的结论。如元代史天倪、史天泽家族，有较高的功名和显赫的地位，所以钱大昕十分重视史氏家乡的史氏墓碑文字的史学价值，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发现史氏家族的一些重要人物为《元史》所遗失，尤其是一些被遗漏的史实可资重要问题之考证，其中史氏《庆源碑》“载其三世子女嫁娶最详，秉直长女为太师王夫人，其事不见它书，史氏父子兄弟各以功名自立，要亦连姻贵族所致，论史者不可不知也”（72）。
以上所举清代学者以金石文字证史误，补史阙之实例，是笔者从清代金石著述中筛选出来的显例，只不过是清代金石学的沧海一粟，不可能包罗殆尽，但我们仍可从以上归纳的几个方面窥见其史学价值之大致。同时也可以看出清代金石学的一些特点，一是金石学与考据学相发映，金石文字的价值是通过考据学而显现出来的；二是其价值主要集中表现在对古代史籍的贡献方面，而利用金石文字对历史史实的研究则显得薄弱。清代是我国史籍校勘最辉煌的时代，其中金石学功莫大焉。
还须说明的是清代学者以碑勒文字校正史误、补充史阙，但并不意味着完全相信金石文字不存在误讹和阙失，这充分反映了清代朴学家的严谨治学态度。清代学者以史籍证金石碑版，一是校其石刻文字的误谬，如《汉会仙坛题字》刻文中有“元光二年十月，文成将军李少君”等字，以《史记》诸书考之，则方术李少君未尝拜文成将军，拜文成将军者为元狩间方术少翁，据史书知“是少君、少翁为两人，此误以少君为少翁矣”。又《大唐左监门卫副率哥舒季通葬马铭》中记“武德中尝以赐故越州刺史、督都诸军事哥舒府君者也”等字，与《唐书》相校，则发现“武德四年置越州总官，七年改为都督，武德中无越州刺史，都督军事亦误倒为督都，哥舒氏代居安西，哥舒泹官左清道，率其子道元，官安西副都护，并无官越州刺史者”（73）。二是以史籍补碑文之脱漏，如以《唐宋璟碑》与《唐书》本传相较，则“互有脱漏”。《唐书》记宋璟为政言行，“皆公志节所系，而碑遗之”（74）。三是以史籍考碑碣之伪。由于多种原因，历史上也存在一些碑版伪作，故如陆增祥撰有《金石祛伪》，以史书证碑版赝品。但因金石碑刻乃当时人所撰，故以金石文字证得碑文阙误之处为多，而以史书证得碑刻文字误阙之处为少。如洪亮吉在为毕沅《关中金石记》作后序时所说：“暇日尝假先生碑数百通，校史传阙遗，其间得史之误者十之三，以史文正碑石之失者亦十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石刻文字出于当时人之手，是史学研究的原始资料，诚如钱大昕所说：“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75）清代学者以金石文字从事史学研究，实开近世王国维古史二重证治史方法之先河。这也是清代朴学家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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