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证人名与地名之误。史书中的名与字很容易抄错或刻误，而碑版文字所记人物的名字真实可信，故大量古人的名与字被清代学者以金石文字审正过来，如《北史》载泾州刺史齐郡王祐为魏文成帝之孙、齐郡王简之子，但据《泾州刺史齐郡王祜造像记》则其名为祜，而非祐，“盖传刻之伪”（52）。又如《唐书》记唐代经学大师孔颖达，字仲达，但《上护军曲阜宪公孔公碑》则载其字为“冲远”（53），等等。史书于古人姓氏误讹者不多，但也有被清代学者证出者，如《元史》有谭资荣传，其子谭澄又见《良吏传》，其姓作谭，钱大昕依《中书省公据碑》发现其姓名乃作覃资荣，又得济原县庙中石刻有其子覃澄之名，再参以《元史·世祖纪》有“至元十一年副元帅覃澄”等字，“因据以正史之误”（54）。此外，正史中一些人物的籍贯、封地及任职地区也存在着大量错误，对此人们往往不太注意，故少有发现。清代金石学对此匡正颇多，如《魏书》杨大眼传云其封安成开国子，《北史》作安城，但据《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方知为安戎之误。另如宋代邢恕，史传载其为阳武人，而实为原武人；《金史》高彪传载其为忻州防御使，实则应为沂州防御使等，均被金石文字校正。
4.证史事之误。史书中的年代、年号、人名、地名等差误，为抄写、刻印时所难免，清代朴学家通过对金石文字的研究，也发现了史书存在大量的史事错误，对这些史事谬误的纠正，充分反映了金石学的价值。如《旧唐书》玄奘本传称其于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但据《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则云：“师自决西行，经李大亮不容出关，师乃宵遁，迨其归自西域乃因高昌商胡入朝附奏。”对此武億论道：“而传附会以其初随商人，不亦谬欤！”（55）又如《元史·孟德传》载“丁巳从伯颜攻襄樊”，钱大昕考订说：“丁巳者，宪宗七年也，其时伯颜尚未仕于朝，攻襄樊乃世祖至元间事，大将为阿术，非伯颜”，根据《济南孟公神道碑》所记，“则攻襄樊之时，德死已久矣”。对此，钱大昕感慨道：“《元史》列传多差误，安得遍求石刻而考正之！”（56）史书上某些史事误讹，幸有碑碣文字校正，不然，被发现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以上不难看出，金石文字对史籍证误不可取代的价值，同时也可以看出清代考据学家治学之缜密。从微观上来看，清代学者利用金石文字对史书的具体史误做了大量纠正，为后世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某些史实的准确性；从宏观上来说，也使我们对整个正史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以及评价的依据。清代学者以古碑文字校正史误，以两《唐书》和《元史》为多，其中尤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最为突出。而如《宋史》虽向为历代史家讥为芜杂，但所证史误却颇为鲜见，清代学者将大量宋代碑文与《宋史》相校对，竟多为一致。原因是《宋史》成书促迫，主要是抄录大量的原始资料，包括墓志碑碣文字，而少有润色，故错误较少，反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所以说清代金石文字对史书的证误，也为我们评价史书的价值，提供了依据。
二曰补史阙，历代史书对史实记载的疏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任何史书也无法穷尽繁杂而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金石文字是古代历史文献的丰富宝藏，又多属原始资料，所以清代朴学家极为重视用其补史书之阙遗。其实这些碑版文字内容本身就是对历史文献的补充。尤其是对那些史籍缺略的时代，弥足珍贵，如南宋、辽、金等朝代便是。在正史中，《辽史》最为简略，所以钱大昕很重视收集辽代石刻文字以补《辽史》之阙失，他说：“自古史家之患在于不博，而《辽史》尤其牵率之甚者，予在京师久，往往见辽时石刻，文物制度，颇多可采。”（57）有些属于某一时期的史料欠缺，如明代建文朝史事极为缺略，所以顾炎武得《霍山庙建文碑》拓片颇感喜悦。朱彝尊在评论此碑价值时说：“盖自燕师靖难之后，四年之政事悉行革除，旧典遗文，去之惟恐不尽，乃普天之下，尚留此一片石存人间，世之君子有志于补修《惠宗实录》者，辞虽不多，所宜大书特书布在方策者也。”（58）有时某一碑版文字内容足以丰富和补充某一时期史事之缺，如《唐北岳庙李克用题名碑》所记史实可直补唐末之史阙，朱彝尊对此议论说：“当唐之季，藩镇连兵境上，各事争斗，职方不录其地，朝廷号令所及仅河西、山南、岭南、剑南十数州，上下不交，以至于无帮，生斯世者，其闻见已不能悉真，况百世之下，宁免传闻异词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风霜兵火之余，可以补史阙”，“益以见金石之文为可宝也”（59）。清代的金石学利用所收集的金石文字与史籍相校勘，从而发现具体史实之遗漏并以金石文字补其阙失，这些金石学著述，为后世阅读史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亦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全面和更准确的史实资料。这些补阙工作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补国号、年号之阙。一般说来，国号、年号事关重大，不易被遗漏，但有些国号、年号称用历时短暂，加之史书简略，也有阙失之处，如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以后圣宗统和元年复国号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但《辽史》对此没而不书。《释迦佛舍利铁塔记》中载有“维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等字，从而证实了辽称大契丹国之事实，此真可谓一字千金。对此，钱大昕感叹道：“国号之更易，事莫大于是，尚不尽书，其余之阙漏，可胜言哉！读此碑，益慨然于文献之无征也。”（60）此一片石足证一代国号，金石学的价值已不言而喻。另外古代战乱时期的一些割据政权的年号极为混乱，朝更暮改，更迭频繁，史书于此时有缺漏，而金石文字却可补其遗。钱大昕曾用《法门寺塔庙记》石刻文字考证五代时期一些割据政权年号阙失，颇有收获（6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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