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清代金石学的主要成就乃是以碑刻文字校勘经史典籍，这也是清代朴学家们治金石学的宗旨之所在，从而也形成了清代金石学的主要特点。顾炎武开拓清代金石学即本于此。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记顾炎武“性喜金石之文，到处即搜访，谓其在汉唐以前者，是与古经相参考，唐以后者，亦足与诸史相证明”（40）。顾炎武自己说：“余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41）流风所被，就连不从事考据的浙东史家全祖望也认为：“从来金石之学足补史传。”（42）清代学者之所以如此看重金石碑勒之学，原因即在于是。“古之金石之学，奚重乎？重其可以证经史异同也。”（43）在考订经史典籍之中，又以史籍为重。对傅青主所说“金石文字足以正经史之伪而补其阙”这句话，王鸣盛曾经议论道：“且夫金石之学，青主虽并称有益经史，实惟考史为要，盖汉碑或间足以证经，亦须精识慎择，若魏晋以下碑，何必作经证哉！故知当专取考史也。”（44）正是由于清代大多数朴学家持以金石碑刻文字校补史籍的宗旨，从而对我国古代史书整理与爬梳，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其校勘之缜密，考订之精核，不仅前人金石校史之作无法与之相比，即后人也鲜有拾遗。清初，顾炎武撰《金石文字记》，被认为前人所不及，其书以碑刻文字“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证据古今，辨正伪误，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亦非过自标置也”（45）。至乾嘉时期的金石校史著述又为清初诸家所不及，一是校勘史籍之严谨不及，如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尝摘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舛误六条。钱大昕的金石学之作，素以精慎著称。当时卢文弨读到《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一书时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叹考核之精，实有前人欧、赵、洪及本朝顾氏、朱氏所未逮者，文笔雅健，持论极纯正，皆有益干世教，文弨见闻寡陋，一旦获此，几如贫儿之骤富矣。”（46）故王鸣盛称《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一书为“古今金石学之冠”，也非过誉之词。二是以金石校勘史籍著述之丰富不及。乾嘉时期金石学著述如林，决非清初所能比。因此可以说，清代是以金石文字校勘史籍的鼎盛时代，其中又以乾嘉时期最为突出。
三
如上所述，清代金石学的史学价值充分反映在其对古代史学文献的贡献方面，这方面的著述之丰厚，决非用较短的文字所能概述，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几方面的典型实例来窥见其学术成就及其史学价值。
一曰证史误。历代史书，尤其是正史，多为后人撰写，传抄之误，疏忽之谬，在所难免。虽然一些史籍可与他书相校勘，但一时又难以决断孰是孰非，尤其是某些史书已无法找到相与校对的书籍，误谬之处难以发现，以至以讹传讹，长期不被人发觉。而金石碑版文字多为当时人所撰，为墓中人知己者所记，可信赖性极大，所以对历代史书中误谬的考订，金石碑版文字有着自己独具的、不可取代的价值，这也正是清代考据学家重视金石学的原因之所在。利用碑刻文字纠正史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证年号、年代之误。史书之年号、年代最容易在传抄时出现误谬，清代考据家在这方面多有发现。如唐代文宗年号，史书例称“太和”。虽旧本《新唐书》以文宗年号为“大和”，而“今人例作太和”。卢文弨据《唐平郡王李晟神道碑》所载，则为“大和”，以此证实了史书所记唐文宗年号之误。《辽史·道宗本纪》有“寿隆”年号，钱大昕根据其他史籍和碑勒文字考据认为应是“寿昌”之误，他写道：“予家藏《易州兴国寺碑》、《安德州灵岩寺碑》、《兴中府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皆寿昌中刻，《东都事略》、《文献通考》皆宋人书也，亦称寿昌，无有云寿隆者，可证寿隆乃寿昌之伪也。”（47）史书有关年代的差误更是多见，因此清代学者以金石文字校正其差误也更多。尤其是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生卒年之差误亦被金石文字证出。如《旧唐书·玄奘传》载玄奘卒于显庆二年，年五十二；而《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作麟德元年二月五日卒，年六十九。如据铭文所记玄奘卒年推算，其生年应在开皇八年丙辰，如按《旧唐书》本传所记卒年，其生年当为大业元年。武億认为“二说参差如是，宜依石刻为正，玄奘生于开皇八年”（48）。对于历史学来说，年代错误不可轻视，因为某些年代之差误可能造成较大的史实错误。如钱大昕将《泽州长官叚直墓碑》与《元史·叚直传》相较，发现“本传所叙年代与碑大相刺谬”。碑云：“甲戌之秋，南北分裂，河东分裂，河北、河东、山东郡县尽废。”钱大昕分析说：“甲戌者，元太祖之九年，金贞祐二年也，是岁元兵围中都，宣宗迁汴，故有南北分裂之语。”而《元史》改云至元十一年，“以其岁亦在甲戌也”。太祖九年与至元十一年均为甲戌，然年代相差六十年，从而史实也随之大谬，“曾不思至元之初，境内宁谧，河北诸路，安有盗贼充斥之患乎！”（49）
2.证职官之误。我国历代职官名称庞杂，传抄之误在所难免，而历代碑版文字，多记墓者一生行迹，一些石刻题字也多署笔者官衔爵位，比之史书较为准确。所以清代学者充分利用金石文字辨证史书有关职位之误讹，如《汉书》载有“循行”职官之名，而《汉北海相景君碑》则称“脩行”。叶奕苞和全祖望对此考订认为“循行”应是“脩行”之误（50）。又如后人称六朝刺史为使君，钱大昕据《敬显{K1CA03.JPG}碑》证得使君应为史君（51）。以金石文字证古人历官之误就更为多见，如史书中有以刺史为长史者、为都督者，有以左仆射为右仆射或以右仆射为左仆射者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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