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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形成了一种亲身搜求原碑的风气。清代金石学的崛起与考据学的兴盛有着密切的联系。考据学家利用古碑文字校勘古籍，纠谬订伪，补其阙遗，但典籍中所录碑文有传抄谬误之处，加之一些未被著录的碑版有待进一步挖掘觅访，因此朴学家们主张亲视原碑，认为“著录金石，非目睹而手钞之，必多乖舛也”⑨。清代有人评价清初金石学家林同人亲身访碑事迹时说：“盖考古人碑版文字，必如同人亲视之，方可传信，若但据传闻，未免失实。”并列举了诸书所载晋祠《唐文皇御制碑》以及《风峪石经柱》文字与原碑不符的事实⑩。因此，这些学者走出书斋，其足迹遍布丛山峻岭、梵宇禅林、通都大邑，乃至穷乡僻镇，显示了极大的热忱。由于所录皆为原碑，极大地增强了历史文献的可靠性。清代的访碑，由顾炎武、林同人等首开风气，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说：“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11）林同人“过昭陵，拔草披荆，讨求故实，一字未安，辄徘徊竟日”，“徬徨墟墓之间，行求古碑，仆者起之，昏者洗之，一字必录，所得多昔人未见者，归而参伍史书，考求故实。”（12）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清初亲身访碑的风气并不普遍，如林同人携拓工至唐昭陵拓碑，“当时称其好事”（13）。访碑风气至乾嘉时期大炽，适清末不衰。长期以来，乾嘉考据学者留给后人以潜心书斋、埋首古籍、皓首穷经的形象，其实大为不然，从金石学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窥见这些学者不辞辛苦地奔波于荒山古城之间，搜碑寻碣，著录古代文献的感人事迹。有以公务之便访碑者，如孙星衍“以法曹扈行西巡，往往还畿甸，渡易水，循恒山，出龙兑之麓，经行二千里，虽飞书草奏，日不暇给，犹复怀墨舐笔，驰马荒郊古刹之间”，“所至山川城邑、古陵、废庙，或有残碑断碣，无不怀墨握管，拓本看题”（14）。汉学家武億于公务游历所至，“遇有石刻，扪苔剔藓，尽心摸拓，或不能施氈椎者，必手录一本”（15）。也有专以访碑为事者，全祖望在记述丁敬身访碑时说：“往往杖策怀乾糒独游空山，经过一古寺，一荒茔，即婆娑其间，少有所得，若载七宝装归”（16）。有些学者访碑必携拓工同行，金石学家黄小松在叙述自己于嵩洛访碑时写道：“嵩洛多古刻，每遣工拓致，未得善本，尝思亲历其间，剔石扪苔，尽力求之，嘉庆改元之秋，携拓工二人，自兰阳渡河，驱车径行，轮蹄小住，辄门贞珉，得即捶摹，篝灯展勘，不减与古贤晤对也。”（17）为了搜讨金石文字，一些学者和拓工甚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李文藻“又有一仆，忘其名，因拓摩崖刻石，失足坠崖死，文藻哭之恸”（18）。正是由于这些学者对各地古碑辛勤地爬梳，方使大量从未被著录的文字显现于世。顾炎武曾就他发现《霍山庙建文碑》这样的稀世文献而感慨道：“若使通雅之士历深山穷谷而求之，如此碑者，世间或尚有一二，不止霍山庙也。”（19）朱枫曾经把清代金石著述与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以及访碑精神作过比较说：“余观近人记载及余所收，多有二书所未载者，……且一人之耳目有限，远莫能致，则寄耳目于人，安能若已之笃好而勤求耶？”（20）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清代学者收录和搜集金石文字的不朽业绩，一些学者收集古碑拓片达百种、千种，乃至万种，如嘉道时期的方履篯，遍搜石刻，“所积几万种”，尝语人曰：“吾于古今著述家，缺二碑而已。”（21）至清末，如缪荃孙，已是“碑目至万纸，突过前贤，不朽盛业”了。以至后人于地上碑刻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缪氏“搜致建康石刻殆遍”，“吴中金石，几成绝学”，“后有作者，恐亦未能有所补掇矣”（22）。尤其是一些金石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代文献的空白，如边疆地区碑版文字的发现便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又如南宋史书向来简略，丁敬身在浙江专收集南宋金石文字，对此全祖望评论说：“予尝谓《宋史》自南渡以后最略，得敬身之录所补不少”，“敬身以一布衣踯躅湖山爬梳金石，虽其书止于一隅，而其事关于一代，不已伟哉！”（23）清代金石学的重大成就，使任何时代的学者相形见绌。对此，清代学者也大有古不如今之叹。钱大昕曾欣喜道：“如武梁画像，元明人目所未睹，而今乃尽出，更有出于洪文惠之外者，《任城夫人碑》又欧赵之所失收，若此者，古人未必不让今人也。”就《山左金石志》收录碑刻文字达一千七百种之多，他感叹道：“昔欧赵两家集海内奇文，欧目才仅千，赵才倍之，今以一省而若是其多，谁谓今人不如古哉！”（24）
    由于清代学者著录碑刻文字繁富，从而使金石著述的体类也广泛起来。清代以前，无论是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还是明代赵崡的《石墨镌华》等金石学代表之作，均为一种体例，即不限地域，也不专朝代，因其收录不富，无法作更细更专的分类。但至清代，不仅出现了像乾嘉时期王昶所辑《金石萃编》和晚清时期陆增祥所纂《八琼室金石补正》这样洋洋大观的通纂巨帙，而且其他各种体类的金石学著述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陆增祥对此叙述说，清代的金石著述“有限以时代者，有限以一省者，有限以一省并限以时代者，有限以一郡者，有限以一邑者，有限以域外者，有限以名山者，有限以一人者，有限以一碑者，有别以体者，有叙以表者，有绘以图者。其上追秦汉，下逮辽金，近自里闾，远讫海外，综捪而考证之者，亦不下数十家，或宗欧赵之例，著目录加跋尾；或宗洪氏之例，具载全文；或勘前人之伪，或补前人之不足”（25）。清代金石学著述多种体例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清代学者收集金石碑勒文字的繁富，同时也说明了清代金石学不只是停留在搜集金石文字层次上，而是普遍发展到了研究层次上，这些学者从不同地域、时代以及不同领域的各种视角来研究碑刻文字，从而更进一步体现了金石学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