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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冲突与《史通》立场

刘知几所处时代其史学思潮有两大特征:一是世族势力和新兴地主官僚在史学领域的矛盾冲突,二是官修制度和一家独断的矛盾冲突。唐代围绕氏族志修撰的斗争就典型反映了世族地主官僚和新兴地主集团在史学领域的斗争。对此,刘知几站在新兴地主集团的立场上,反对以谱系之书、家史入国之正史。官修制度的确立,对古代史学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官修制度使史书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但同时官修制度强化了对史家的控制,严重限制了史家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并使史书曲笔不实明显突出,刘知几针对官修制度的弊端,提出“一家独断”的主张,对官修史馆弊端,提出“五不可”之论,指出官修制度的改革方向。
    《史通》的理论观点不是游离在当时史学思潮之外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①刘知几所处时代的史学思潮有两大特征,一是世族势力和新兴地主官僚在史学上的矛盾冲突,二是官修制度和一家独断的矛盾冲突,《史通》的理论倾向正是在这两大矛盾冲突中展现的。
    一、从世族地主官僚集团与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在史学上的矛盾中看《史通》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至唐代,由于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世族地主势力逐步没落和选官制度的改变,历史研究重点也有了重大转变。褒贬品评人物的重要性不那么突出了,名门望族的世系谱牒也不那么被看重了,门阀世族观念对史学的影响逐渐减少。历史研究的重心,从重个人荣辱、家族兴衰,转移到重制度得失、国家兴亡。
    唐太宗非常强调借鉴历史对于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价值。他认为,史的作用在于“使联致治稽古,临事不惑”。②又说:“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③这就把“明古道”看作“致太平”的前提。魏徵则指出史学有辅助治理天下的作用,因为史官记录的内容就有“经国宇民之务”。④居史职者“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⑤虞世南在贞观初奉诏撰《帝王略论》五卷,上起太昊,下讫隋代。“凡帝王事迹,皆略记载。”⑥还有褚无量《帝王记录》三卷。⑦比较突出的是吴兢的《贞观政要》十卷,认为贞观之治经验可供效法,分类编纂唐太宗与诸大臣的问对、大臣奏疏及施政措施。这显示出封建史学的政治见识显著提高,严重关注到最高统治阶层的政治修养、品德素质、统治策略。另外,在典章制度沿革的研究方面,太宗、高宗之际,李延寿撰《政典》。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亦撰《政典》,记黄帝至唐天宝年间的制度沿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⑧杜佑又据《政典》加以扩充,成《通典》二百卷,“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⑨可见史学主流之指向。
    但是,传统观念依然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太宗、高宗之际,房玄龄、褚遂良、长孙无忌等直接掌监修大权,利用手中权力宣扬唐开国勋贵之功绩,并上溯先人,维护关陇军事贵族的利益。
    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等主持修撰《晋书》。三人有较多世族意识,因而《晋书》对高门大姓的事迹给予了较充分的注意,多采用合传记世族人物,甚至一传内记祖父子孙等十数人。如《桓彝传》记十六人,《陶侃传》记十一人,虽然晋代世族势力强大是实际情况,但《晋书》的美化笔调也是较明显的,正如李慈铭所指出:“浮华相扇,标榜为高,私传饰其美称,旧史沿其虚誉。于是高门子弟,悉号清才,世禄衣冠。尽名博学;颖悟绝人之语,接简无虚;经通济物之称,边篇竟出。少年萎化,皆曰圣童;一语骄人,便为名士。”⑩
    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上进的《南史》、《北史》也有这种情况。李延寿家世为陇西著性,他在南北二史中突出了家传的形式,依世族之族姓立传。如北朝之崔氏、卢氏;南朝之王氏、谢氏。多至数十人为一传。如果说李延寿以家传入国史可能是出于考虑读者检阅方便,那么其《北史》中的《序传》,则明显流露出浓厚的世族意识。虽为南北二史之序传,但述二史修撰始末、体例等不过寥寥数语,主要内容则是述李氏先祖之仕宦、经历,上溯至秦汉以前,多炫耀、附会之辞。
    从唐初以来,在几次对氏族志的撰修上,集中反映了世族地主势力与新兴地主势力的斗争。贞观年间,唐太宗对山东旧族大姓“好自矜夸,以婚姻相尚”(11)极为反感。因为如果不抑制旧世族势力,就要威胁中央集权的稳固,于是诏礼部尚书高士廉等大臣“及四方士大夫谙练族姓者,普索天下谱牒,约诸史传,考其真伪,以为《氏族志》”(12),高士廉,其家为渤海高氏,是北魏著名的世族,加之又有一批“谙练族姓”之人,因而传统的尊崇山东大姓的观念竟占了上风。
    《氏族志》初次修成,以山东旧族崔氏为第一等。太宗见大臣未领会自己意图,发怒说:“我与山东崔、卢家岂有旧嫌也。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讬富贵,是无耻也。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定氏族者,欲崇我唐朝人物冠冕,垂之不朽,何因崔干为一等。”(13)于是又重新定等级,皇室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崔氏降为第三等。共九等,合二百九十三姓。唐太宗是借修《氏族志》提高关中军事贵族和随新政权而起的一批庶族地主官僚的政治地位。但实际上并未严格按照当时官爵高下定等级,所以崔民干以正四品这样的中级官员而位居第三等。这反映出旧世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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