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时期，武则天积极参政，《氏族志》的改修问题被提出来，“许敬宗以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14）于是在显庆四年（659年）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上亲制序。仍自裁其类例，凡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以皇后四家、酅公、介公、赠台司、太子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仆射，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为第二等。各以品位为等第，凡为九等，并取其身及后裔。若亲兄弟，量计相从，自余枝属，一不同谱。”（15）此次改修，彻底实行按官品定等级，凡五品以上官员一律收入，不论是世族还是庶族。这样，一批世族大姓被取消了入志的资格，而一大批庶族地主官僚则提高了社会地位。一些世族人物对此很不满，“当年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缙绅耻焉，目为‘勋格’。”（16）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等拥兵入宫杀张易之兄弟， 武则天退位，中宗即位。五月，“尤明世族”的柳冲就上表要求重修《氏族志》，中宗遂命柳冲为首重修。值得注意的是，改修以《氏族志》为依据，而抛开了武后时所修的《姓氏录》。“至先天二年（713年）三月，柳冲奏所备《姓族录》成，上之，凡二百卷。”（17）此次改修中宗朝政治腐败之时，显然可能反映韦、武势力的上升和对《姓氏录》的反对。所以唐玄宗即位后又敕令重新刊定，“至开元二年（714 年）七月二十一日毕，上之。”（18）可见，围绕氏族志修撰的斗争，既是世族地主官僚与新兴地主官僚在史学领域的斗争，也是统治阶级内部各派政治力量消长的反映。
在上述斗争中，刘知几持何立场呢？通观《史通》全书，其基本倾向是站在新兴地主官僚集团一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史通》理论的立足点是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世家大族服务。
《史通》以“六家”、“二体”为纲，将唐以前史书加以脉络分明、穷源竟尾的析论。《六家》、《二体》、《古今正史》篇带有综论的性质，《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篇是关于纪传体史书各组成部分的专论，《论赞》、《序例》、《序传》是纪传体和编年体共有部分的专论，而《史通》却未有探论谱牒、家史的篇章，反对将家传入国史。认为追述先世。“施于家牒，犹或可通，列于国史，每见其失者矣。”（19）这可以说是对在正史中显露世族情趣的一个抵制。
2.从史料学角度论评谱系之书
在通常情况下，《史通》是将谱系之书作为史料看待的。如《采撰》篇是专论史料的搜集与鉴别的，就明确将“谱牒之书”纳入史料范围，并认为这类书有夸大之病。因而要加以“研核”。“夫郡国之纪，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史通》还认为这类书对于撰修国史来说，不能作为主要史料，他批评当代史官牛凤及撰修国史，“皆素责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不能自达。或言皆比兴，全类咏歌；或语多鄙朴，实同文案，而总入编次，了无厘革。”（20）
3.从反映历史实际角度，主张立《氏族志》
《史通》主张在正史中增加《氏族志》，这是否是世族意识的表现呢？这需要完整理解他的原话，《书志》篇云：“帝王苗裔，公候子孙，馀庆所钟，百世无绝。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于孔公；不识其先，籍谈取诮于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诸宗；楚置三闾，实掌王族。逮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自刘、曹受命、雍、豫为宅。世胄相承，子孙蕃衍。及永嘉东渡，流寓杨、越；代氏南迁，革夷从夏，于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华壤边同，虏汉相杂。隋有天下，文轨大同，江外山东，人物殷凑。其间高门素族，非复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
这段话说明氏族及门阀世族的大致演变，说明氏族研究古已有之及研究的意义。由于氏族问题在历史上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要真实记载历史，就不可缺少关于氏族的专门记载和研究。《史通》主张立《氏族志》，是把关于氏族的研究从形式上予以确认，正式纳入国史，这是一种很正确的意见。后宋代郑樵所撰《通志》就有《氏族略》，实践了《史通》的主张。当然，上面那段话的开头的确流露出对王候高门的推赞之情，但刘氏思想主旨并不在此。
4.家史属于杂史的一种
《史通·杂述》将偏记、小说类著述分为十目，看作是杂史。家史就是其中的一目，“若杨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史通》能注意到杂史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这是颇具卓识的。但也指出杂史的地位低于正史，因其“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并指出家史的局限，“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门，正可行于室家，难以播于邦国。”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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