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五“不可”中察知五可
认为刘知几反对官修制度的学者，所举的主要证据是刘氏在上萧至忠辞职书训提出的五“不可”。诚然，五“不可”之论，是相当尖锐的。但我们需全面理解，首先，对刘氏谈到五“不可”的前提不能放过。他称述自己“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26）这就是说，他是在解释自己为何久居史职而未见显著成果的原因，换言之，五“不可”是针对史官现状而言。
其次，五“不可”在指出史馆现时弊端的同时，也道出了史馆应有的正常状况。例如第一“不可”，指出史馆现状是：“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这是说明弊在人浮于事，观望延误。而正确的做法就是使史官少而精。“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籍以众功，方云绝笔。”
第二“不可”谈的是史馆缺乏必要的史实供给。认为汉代的作法很好。“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然而，“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合阁，簿籍难见。”这是指责史馆以外的其它有关部门未按规定和惯例供给史料，甚至史官前往搜求史料，也遭到冷遇。
第三“不可”谈的是史馆与外界接触太宽，保密不严，导致权贵干涉撰述。“今馆中作者，多士如林，皆愿长喙，无闻{K1D305.JPG}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缙绅咸诵。夫孙盛纪实，取嫉权门；王劭直书，见仇贵族。人之情也，能无畏乎？”正确的作法就是恢复先前的状况，即“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寻其义者，盖由杜彼颜面，防谱请谒故也。”
第四“不可”谈的是监修多员，指挥不一，“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正确的作法就是要尊重史官的是非标准和自主权，“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指归咸别。”
第五“不可”谈的是监修铨配不明，“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那么监修的职责和具体的指挥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呢？刘知几讲得很细致：“夫言监者，盖总领之义耳。如创纪编年，则年有断限；草传叙事，则事有丰约。或可略而不略，或应书而不书，此刊削之务也。属词此事，劳逸宜均，挥铅奋墨，勤情须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职；某传某志，归之彼官。此铨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条，审定区域。倘人思自勉，则书可立成。”
由此我们可以体察到，刘知几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评说史馆的，既指出现时史馆之弊，也指出应该如何如何。因而他未否定官修制度，而是指出官修制度的改革方向。
2.刘知几高度推崇史官及官修制度的存在价值
《史通》有《史官建置》篇专论从上古至当代的史官设置沿革，实际也是官方修史制度由萌芽至成型的演变过程。这是中国史学诞生以来第一篇系统论述官修制度的专文，对史官及官修制度的推崇也是空前的。
本篇开头即提出人生价值的问题：“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怎样才能称得上不朽呢？“盖书名竹帛而已。”谁来承担这个任务呢？史官！如果没有史官记史，那么历史人物的善恶是非全都无法区分，整个历史就会一片空白“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而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有了史官记史，从个人角度而言，可事迹长存，可学问广博，可自我修养。“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从国家利益而言，史官记史关系到政治举措，“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所以最后结论是史官之工作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备陈其事，编之于后。”这里刘知几从人生的价值谈到史官工作的意义及存在的合理性，揭示了史官修史与封建学术及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的重大关系。如果撇开封建立场而言，所论还是较系统、深刻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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