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官修制度和一家独断的矛盾中看《史通》
隋唐大统一之后，与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强化同步，在史学上，官修史书制度的正式确立也势在必然。隋文帝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21）这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要直接控制修史工作的一个重要信号。
唐初武德年间沿袭隋朝旧制，由著作郎、著作佐郎掌史职，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修史制度作了重要改革，将史馆迁入禁中，设在门下省北，并由宰相监修国史，著作郎则不再担负史职。史馆中的史官“以他官兼领，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馆称”。（22）分为兼职、专职两种史官。馆内史官人数不过二、三名。《册府元龟·国史部·选任》述中唐任命史官，注云：“故事，史官不过三员，少或止于两员。至是四人并命，时论深以为非。”史官人数虽少，但“如有修撰大事，则用他官兼之，事毕日停”。（23）
改革的另一个内容是设专门机构修前代史，宰相总监。唐代以前，后代修前史未成定制。断代史著述虽多，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所以罕有资料丰富、包举一代的著作。如关于梁、陈、齐、周、隋等各代历史，均无首尾完整的著作成书。所以史学发展的客观情势要求出现一种较为固定的官修前代史制度。唐太宗顺应了这种改革的趋势，于贞观三年在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专修梁、陈、齐、周、隋五史，由宰相房玄龄监修。
改革的第三个内容是使实录的修撰成为定制。贞观以前，只有南朝梁有实录，在贞观年间修《高祖实录》和在世皇帝的《今上实录》后，实录之修才制度化，一直沿袭到清朝。
以上改革影响相当深远，唐以后历代王朝基本沿用这一制度，每一新朝均修实录、修国史，并且在前代实录、国史的基础上修前代正史。由于唐朝补齐了前代正史，唐以后历代修撰前一代正史成为定例，所以我国拥有连绵不断的二十六史，在世界各国中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奇迹。
官修机构在贞观年间表现出较高的工作效率，贞观十年修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贞观二十三年修成《晋书》，二十年内修成六部正史，成绩是空前的。同时还修有起居注、实录、国史。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修史机构矛盾重重，不同的政治集团都试图利用修史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都力求控制监修大权，使得监修愈来愈多，指挥不一。中宗时，修史机构已明显呈现运转不灵的状态，故刘知几于此时发愤撰《史通》，有关于史馆修史的“五不可”之论。
官修制度的确立，对古代史学的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学术文化日益发展，史书所包含的内容也愈来愈丰富。特别是作为封建时代史书主流的正史、国史、实录，以个人私家之力越来越难以完成。除了个人专长有限、精力有限外，还有无法广泛参阅官方资料的困难。所以，官方修史制度确立，实行集体修史，亦是史学发展的自然要求。《唐会要·史馆》载“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甚为具体，规定应送的资料有：祥瑞、天文祥异。蕃国朝贡，蕃夷入寇及来降。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州县废置及孝义旌表，法令变改、断狱新议，有年、及饥、并水旱虫霜风雹、及地震流水泛滥，诸色封建，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护、行军大总管除授，刺史县令善政异迹。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京诸司长官薨卒，刺史都督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公主百官定谥，诸王来朝。在以上每条内容下都说明报送办法，最后要求“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可见官修机构拥有的资料优势是多么明显。而集体修史若考虑发挥各人专长，也有很大优势。如郑樵所说：“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至唐人始用众手、晋、隋二书是矣，然亦皆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未尝夺人之所能，而强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风、于志宁之徒。则授之以志；如颜师古、孔颖达之徒，则授之纪传。以颜、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图籍之学。所以晋、隋二志高于古今，而隋志尤详明也。”（24）
但是，官修制度也强化了对史家的控制，严重限制了史家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并使史书曲笔不实明显突出。刘知几针对官修制度逐渐暴露的弊病，提出了“一家独断”的主张。这是当时史学领域里官方控制与反控制矛盾的反映。他指出当今史馆的种种弊病，“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禄之渊薮也”，“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25）如何理解“一家独断”呢？一些学者认为刘知几否定、反对官修制度，否定史馆存在的必要。这个说法似嫌笼统，也存在一定误解。如果将刘知几的有关史官、官修制度的议论综合起来分析，就可以发现，“一家独断”是主张在官修制度下保持史家能动的创造性、自主性。他反对的是官修制度中出现的弊端，而不是否定整个官修制度。由于刘知几处在封建史学发展的关键时刻，修史制度改革不久。《史通》理论又是对封建史学的全面总结，因而具体辨析他的“一家独断”说的含义，对于认识他在当代史学思潮中的观点、立场及作用是有帮助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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