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一家独断”并非完全脱离官修机构
刘知几之“一家”含义，也包括史官。他说：“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籍以众功，方云绝笔。”（27）上面举而赞之的均为史宫，但刘知几也称他们的著作是“出自一家”，可见，史官在官府之中如能自主地撰述，也就在“一家独断”之列。
我们还应看到，刘知几是感到在史馆无法发挥专长，受到排挤，才萌生撰《史通》之念的。他自述“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28）此书既为“私撰”，可谓“一家独断”之作了。但他又说：“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29）这也可以证明，“一家独断”并不是和官修机构一刀两断。
固然，刘知几在史馆内遭到粗暴压制，他在《史通》中也曾抒发愤慨之情，但他毕竟没有丧失理智，没有忘记官修制度是封建王朝不可缺少的。他在《史通》完成后，于序中对自己担任史官之经历，表现出相当的自豪之情。“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刘知几所主张的“一家独断”，是对官方修史机构中日益加强的专制化倾向的一种反抗，也是对解决官修制度弊病的一个建议。“一家独断”，矛头指向是官修制度中的腐败之处，并未否定官修制度。刘知几向往的是，在昌明合理的官修制度下，史官能充分发挥自己所长。
综上所述，在当代史学思潮的两大矛盾中，刘知几均站在进步的方面，这是《史通》所构筑理论体系获得超越前人成就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3页。
②《大唐新语》卷九《著述》。
③《贞观政要》卷四《尊敬师傅》。
④⑤《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
⑥《玉海》卷六二。
⑦《册府之龟》卷五五六《国史部》。
⑧⑨（23）《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卷四三《职官志二》。
⑩《越缦堂读书记》上，第211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11）（12）（13）（14）（15）（17）（18）《唐会要》卷三六《氏族》。
（16）（22）《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卷四七《百官志二》。
（19）（20）（25）（26）（27）（28）（29）《史通》卷九《序传》，卷十二《古今正史》，卷十《辨职》，卷二十《忤时》，卷二十《忤时》，卷十《自叙》、《原序》。
（21）《隋书》卷二，《高祖记》。
（24）《通志》卷七一《校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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