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共一千卷，分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凡三十一部。每部之下又分小类，称作“门”，全书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七门。真宗的序及《玉海》皆称一千一百零四门，明刊本称一千一百一十六门，都不够准确。这大概是因为书的部头太大，不易清点所致。
本书内容广泛，“粤自正统，至于闰位，君臣善迹、邦家美政、礼乐沿革、法令宽猛、官师议论、多士名行，靡不具载，用存典刑”。（宋真宗为该书所写序）其编纂体例是部有总序，门有小序，总序述本部诸事迹的脉络，即所谓“言其经制”；小序则是论本门的内容，即所谓“述其指归”，（引号中的话皆见真宗所写序文）相当于一篇内容述评或提要，具有提纲挈领的性质。本书开篇即“帝王部”，其总叙以五德相承为主线，叙述了历朝的更替，虽然其所谓“五行”更替并不可取，但其叙朝代的更迭，仍不失为一篇小史。如：“唐氏承统，盛德在土……朱梁建国……不当正位……晋承唐后，是为金德，汉氏承晋，实当水行……”抛开“五行”的虚妄说法，它把朝代的更迭确实交待的很是清楚。
至于各门的小序，大都极为简明，如“帝王部”的“年号门”，其小序说：“……逮汉之文景，始有前后之称，施及孝武，肇创建元之号。厥后，或章述德美，昭著祥异，或弭灾厌胜，计功称伐。或一号而不易，或一岁而屡改……斯乃前王因时立制，后代沿袭而不可易也。”这篇小序把年号的创始以及取号的原因等都讲得十分清楚，简明地揭示了这一门的基本内容。对于每个具体年号，本书皆征引有关资料，说明其改元的原因，并说明这一年号所历几年。如：“汉文帝即位十七年，改元后元年。（注云）：‘新垣平候日再中，以为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尽七年。”再如“（武帝）元鼎元年。（注云）‘得宝鼎，故因是改元。’尽六年。”按，其前引注文乃《汉书》张晏注，后引注文乃应劭注。但《册府元龟》皆不予注明。
参加《册府元龟》编撰的诸成员。曾讨论过该书引书的范围和引文的原则，这对了解本书是十分有意义的。王钦若说，《南、北史》有“索虏、”、“岛夷”等称号，意欲改为其它称谓。王旦则以为，“旧史文不可改”。赵安仁同意王旦的意见，说：“杜预注《春秋》，以长历推甲子多误，亦不敢改，但注云：‘日月必有误。’”（《玉海》卷五十四）最后，以诏书形式规定：“改者注释其下。”并且规定：“凡所录，以经籍为先。”杨亿以为，群书之中，如《西京杂记》、《明皇杂录》之类，都非常繁碎，不能与经史并行，因而不采录这些书。最后，只确定：“《国语》、《战国策》、《管》、《孟》、《韩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与经史俱编。”（同上）对于历代类书，如《修文御览》之类，只有选择的采录，即所谓“采摭铨择”。（引文同上）这里有四点值得注意：①引书以经籍为先。②原文照录，有改动必“注释其下”。③繁碎之书不取，取较为系统的著述。④酌取前代类书。从实际情况看，《册府元龟》的修撰，确实贯彻了上述原则。陈垣老说：“《册府》所采大抵以‘正史’为主，问及经子，不采说部，故《枫窗小牍》谓其开卷皆目所常见，无罕觏异闻，不为艺林所重。”（影印《册府元龟》序）作为一部以史为鉴的类书来说，“不采兑部”，“无罕觏异闻”并不是它的缺点，相反，倒是体现了这部书的取材严谨。
前面已经提到，宋真宗对编撰这部书极为重视，对编修官们既优于照顾又要求极严。景德四年（1007）十二月，他下令说：“起自今后，初修官至杨亿，各依新式，递相检视。内有脱误、门目不类、年代帝号失次者，并署，仍书逐人名下，随卷奏知，异时比较功程等第酬奖，庶分勤惰。”（《宋大诏令集》卷一五○《令编修官书逐人名手札》）此外，他还对具体材料的处理，经常提出自己的看法。大中祥符三年（1010）二月，他给王钦若手札说：“昨览《君臣事迹》进草‘将帅部·仁爱门’，若以赎还俘略、振卹饥馑……斯数事近乎仁爱矣。如张扬为大司马，性仁和无威刑，部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今众官评品，谓之仁爱，斯则异矣。且将帅之体，与牧宰不同，以威禁暴，以刑止杀，先之以号令，而下知惧；均之以甘苦，而众不携。今谋反发觉，辄原不问，而又对之涕泣，愈非将帅之事也……”（同上书《手札赐王钦若》）宋真宗的意见是否正确，姑且勿论，但他对具体材料的处理都能够提出看法，足见他对这部书的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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