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和海德格尔两人皆批评了历史主义与历史主义式的对人的关怀。他们认为历史不是循着一条线在发展，而是经过很多危机、不连续和分裂地动着。没有事实必需跟着前面的走；历史主义所推崇的因果关系、人的作用、社会的构造皆应被抛弃，这些只是史学家发明的现代性。故现代史和人被认为是自动、能主动地期盼并是理性作用者的看法，应该遭到怀疑。
福柯写了很多历史性的著作，他的题材包括疯癫史、医术史、监牢史、性史等等，皆在证明现代人只是制度管训和话语的产物。而研究历史则应采用“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基本方法。（参考M.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 Pantheon Baoks,1972,PP.3-17.）[①e]德里达甚至写文批评思想家，包括从柏拉图到福柯在内，为他们沈溺在西洋形而上学二分法的陷井里，只知道善与恶、有与无、真实与错误、自然与文化、说话与写作的对立。但福柯和德里达两人皆着重语言效用，或福柯所称“话语”的效用：话语制造了知识，并非知识制造话语。总之，福柯和德里达开启了一种新颖的对西洋文化的看法：追求真理是西洋主要的幻觉。
福柯和德里达认为人类被语言所禁锢，语言是追求真理的障碍。两人对此看法执着的程度，有胜于马克思所主张的经济决定论与弗洛依德的心理命定论。因为马克思和弗洛依德自认是科学家，他们只在探讨历史和心理事实的客观关系，故接受未来会有更精心的研究成果，他们只是指出一种立场和改变现状的方法。福柯和德里达不能接受此种对真实与客观性之基于自己和知识对象的分割立场。他们否认吾人可与真实的世界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真实只是语言的建构。
些种看法最初出自索绪尔（Ferdinand de Soussure,1857-1913）的著作。[②e]索绪尔主张语言不能直接通到真实，因为语言是靠差异和距离而形成。从开始“标示”（Signifier，如字的发音和形象）与心理的“标示物”（Signified，该字的意义或概念）在基本上有不同的性质。它们并不是一样的。标示代表了标示物不与它同一，在代表的过程中，含有隐蔽、扭曲、迷惑的可能性。语言建筑在差异的基础上，是在标示物和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上，并非在与真实的直接关系上。
真实（或其同义词如实在、在场、理性、神的话等等）决不能直接透露给吾人。真实始终是隐藏在语言内，而语言的作用又受文化密码的运作所掩蔽。德里达不能接受超验的意义或真理（如神、心的真理）是标示真实性的根据的说法。
德里达提倡一种阅读的方法称为“解构”（deconstruction），它是用来指出所有的文本（texts）所掩盖的讯息，正如能表达的同样多。它是指文本中看似‘偶发’的特征如何可能背离、颠覆它原应传达的“基本”讯息。[③e]他批评文字可以表达真实本相的观念。认为那只是西洋人的自大、想要维护“逻辑中心论”（logocentrism）。解构方法已证明了文本可作各种式样的解释、甚至无穷的解释，因为标示对它的标示物并无基本的联接关系。[①f]
“自我”被当作语言和意识形态（自相）的创造看后，在福柯的眼中成为笼中动物；在德里达的心中成为向天上消散的烟雾，遵照后现代主义者的此种看法，这单独、个人身份的存在已是日子不久的历史创造了。自我并不在说话、而是语言透过自我在说。福柯认为“作者”的观念也是17、18世纪话语的创造品，该话语当时很着重个人的责任。德里达则认为当吾人读一篇写作时，该文的作者是否为一位真正的人无关紧要。[②f]总之，作者与个人的观念会随时间而消失，盖两者皆是文化的制造品。
后现代主义者中对主体的解释、早在心理分析家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那里便见其端倪。他用“真正的主体”反对“自我”、或强调主体在自我之中的异化。在他著名的“反人道主义”理论中，他不仅区分了主体与自我，并且有“语言之墙”使主体之间真正的和直接的交流成为不可能。[③f]
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基本上与上述各意见有关，使得17世纪以来西洋发展出的科学和史学上认知的决定性，遭到怀疑甚至否定。因为福柯的学问与史学有深切的关系，特在本文第十节重新单独提出介绍。
五、史学研究已有的改变
假若史学本身尚未受到其它相对和怀疑理论的侵袭，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对史学的冲击可能有限。兹以美、法两国史学发展为例，说明后现代主义观念之易被史学界接受的背景。
早在30年代，美国即有人提倡相对和怀疑的看法。例如进步史学家贝克尔（Carl Becker,1873-1945）和比尔德（Charles A.Beard,1874-1948）认为每个人都可遵照自己的想法写史。历史的撰写是一种文化的神秘作用，并非对过去的客观叙述。那种以为可以断定、客观的重建过去的理想只是幻想。事实不会直接呈献给史学家，而是史学家遵照自己的理念设定去选择事实。比尔德更认为史学家的写作是主观决定，并非纯粹客观的发现，它只是一种信仰的动作表演。[④f]
60年代，随着美国社会、政治巨大的改变，很多长久支持国家社会的信念与价值之被推翻，美国的历史撰写内容亦展现新趋势，此即社会史的流行。它向传统美国统一性的史观挑战，它揭穿美国史学向来所标榜的自信自赖、好高骛远的个人主义的美梦。甚至，科学社会史的研究认为科学天才和英雄们，如牛顿、达尔文等，皆深受各自时代社会政治的影响。此种社会史学改变对科学发展的了解，亦如国家的发展般，须在社会内容中求得。此新趋势引起不少传统史学家的抨击。例如希姆法（Gertrude Himmelfarb）认为社会史学家们所要贬低政治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其实亦伤害了历史、甚至理性。流行的社会史多只注重生命的非理性和无理性的层面，诸如立法者的经济兴趣和一般人的饮食习惯，忽略对用理性组织事件的宪章法规的探讨。[①g]1988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主席琴倪（Lynne V.Cheney）在一篇向总统、国会和全国人民报告人文实况中，批评史学界习用的计量方法与专业化，两者皆被社会史所着重，伤害了培养学生同一的教育目的，并已在人文学科内引起隔离和混乱。[②g]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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