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变化的观点
司马迁不仅注意到了历史的矛盾、特点和变化，而且还论述了古今之变的原因和轨迹。
历史是很复杂的。造成历史复杂的原因多种多样。司马迁很注意这个问题。他论述历史变化原因，曾提及天命、形势、人事，等等。
《天官书》后段讲到天变影响历史变化，曾说：“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项羽救巨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于是得出结论：“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也就是说，天命决定着人间的事变。这说明司马迁的思想中有“天人感应”的影响。
在司马迁的历史观中，形势决定论占有一定的地位。考察《史记》，可以看到其中有许多论述历史变化之处提到了形势，甚至有时把形势放在决定性的地位。例如，《周本纪》和先秦一些“世家”篇章记述：周初，武王伐纣至成康之世那段时间里，王室强盛，分封诸侯，诸侯拱卫王室；及至西周末年到春秋之世，王室衰微，诸侯称霸，不遵王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周天子想要“正”天下，但始终拗不过形势，而日益衰落下去。《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云：“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这话的意思是，周初，王室强大，诸侯封地小、势弱，所以拱卫王室；周末，王室衰微，诸侯强大起来，故不听命于王室，周天子对诸侯无法摆布。这不是周天子的思想道德所能左右的问题，而是周室“形势”衰弱的原因。至于“事势之流，相激使然”，“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报任安书》）等言论，更是讲历史大势和形势决定作用的。
但是，司马迁既不是唯天命论，也不强调形势决定论，他谈历史变化原因主要摆在人事方面。《郑世家》末尾论道：“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这些话着重指出，事变围绕在“权利”上面，讲的是人们争权夺利之事上的变故。
正因为如此，他讲“天命”时，也强调人事。如说：“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天官书》）这些话的意思是，人事可以影响或改变“天”意。《史记》中有不少因果报应的记述和说教，这当然是迷信思想，但它也主要是强调人事因果。至于司马迁批判项羽说：“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赞》）这更是把政治成败当作人为的事，而否定天命论的著名论断。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同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不同点，就表现在这种地方。
分析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述论，可以清楚地觉察到，他将帝王将相当作历史变化的决定性力量。他把王迹的盛衰，国家的强弱，政事的成败，都系之于这些“英雄豪杰”。凡所谓暴君、奸臣、小人，如桀、纣、厉、幽、秦二世、赵高等等在位，便破坏政事，毁灭王迹，导致国家丧亡；凡所谓圣君、君子、大人，如禹、汤、文、武、周公、汉高祖、汉文帝等等人物执政，就使得政事成功，王迹兴盛，国家强大。他曾强调过：“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赞》）“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赞》）这都是司马迁强调英雄创造历史的言论。
司马迁虽然强调英雄的作用，但是并不歌颂君主万能，并不崇拜专制主义。他记述历史时，很注意历代用人问题。如论战国七雄的兴亡，楚汉相争的成败，汉文帝与汉武帝的优劣，都很明显地包含有这种内容。所以他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之叹。他还论道：“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刘敬叔孙通列传赞》）这里所引之“语”，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历史不是个人所能创造的，政治不是个人所能办好的道理。司马迁通过“刘敬脱輓辂一说”这事，引用了这个“语”作为自己的评论，来说明刘邦靠赖众人定天下的问题，确有一定见地。司马迁无疑是英雄史观，但是他不曲意歌颂专制主义的孤家寡人，而是强调贤能之士协助帝王促进历史的作用，这就有合理的成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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