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等办法记述史事，这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又一基本方法。所谓“综其终始”（《十二诸侯年表序》、《报任安书》）和“原始察终”（《太史公自序》），就是要把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等都摆出来，考察一番，进行全过程的综合分析，不是顾首不顾尾，或知终不知始，更非以偏概全。《史记》无论传人或记事，都尽可能把终始情况交待清楚。他写《十二诸侯年表》，就把春秋时代的周王室和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等十多个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等大事列了表，使人可以考见春秋时代周王室和诸侯国的盛衰大势。他特地说明：“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序》）这里指出社会各家的缺点，尤其是批评了儒者“断其义”，随便发论，数家“隆于神运”，胡说天运，而不能对历史事件自身的全过程进行综合分析，这样就使读者不能了解历史的概貌。司马迁在考察事件始终这个问题上还说过：“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话的意思是，在“综其终始”时需要细心谨慎，明者著之，疑者阙之，不能勉强，更不能乱搞。这种忠于史实、宁缺毋滥的信实态度，是史学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所谓“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就是对历史事件力求从盛世中看出衰象的苗头，从毛病中透视其变化，也就是说要在历史进程中察见其矛盾和变化，不能僵化，不能片面，不能把历史现象看成一成不变的静止事物。《史记》记述三代至秦汉的史事，不仅写出其发展变化，而且往往指出敝则必变，盛中有衰的情况。写秦汉之际的历史，就先写秦朝之敝，然后写到汉初之变，使人从历史的矛盾中看到了变化。司马迁说：“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秦楚之际月表序》）这是说秦始皇称帝之后，担心战乱不休，想要传之万世，便不分封诸侯王，使出了一系列维持集权统治的暴力手段；然而事与愿违，天下大乱，二世而亡，刘邦做了皇帝。秦想保住江山，无“尺土之封”，但是，“安在无土不王”，秦想不变，历史还是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见盛观衰”这一点，司马迁在《平准书》里写的很出色。他先写汉初之盛，把汉初数十年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安”，思想上的“德”写了出来，突出一个“盛”字。但是，他又从盛看到了衰，指出：“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其意是说事物发展在走向反面，盛极则衰，这是变化规律。司马迁是善于在“盛”中观“衰”的。汉武帝“外攘夷狄，内兴功业”，表面看来功业煊赫，国家强盛，似乎是个盛世；然而只要进行仔细观察，觉得此时的问题可不少，“兴利”带来很多弊端（参考《平准书》），任法而犯法者众，“督盗贼”而“盗贼浸多”（参考《酷吏列传》），“外施仁义”而愈益虚伪（参考《平津侯主父列传》），等等。这就说明，此时不是什么“盛世”，恰恰相反，只是虚有其表。因此，他“承敝通变”，从衰象中预感到还要变化。
可见，司马迁写历史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藉人以明史，原始而察终，见盛以观衰。因此，他才能较好地写出古今之变来。这种方法是可以借鉴的。
秦汉时代波澜壮阔的时势造就了杰出的历史家司马迁，司马迁肩负时代的使命而通古今之变。我国灿烂光辉的古代文化孕育了《史记》、《史记》为发展祖国史学真正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司马迁在这个史学的里程碑上，写下了古代数千年来特别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作出了通古今之变的杰出成就。因此，在中国史学史上，有“迁书通变化”（《文史通义·书教下》）之称。他通古今之变，说明历史在变化，是要“以古为镜”，“述往事、思来者”，不只是回顾过去，而且还寄希望于未来。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珍贵的历史遗产。当然，由于历史的种种局限，司马迁对历史变化不可能作出科学的总结，也不可能为人们展示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继承司马迁的史学遗产，就应该不取其貌而求其神，争取做到推陈出新，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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