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章学诚的文史校雠之学
章学诚（公元一七三八--一八○二）字实斋，清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十五六岁时，即有志于史学。二十岁后，“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见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家书》）。观书独具识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惬，就批抹涂改，疑者随时札记。二十八岁，游朱筠之门，“一见许以千古”（《年谱》）。朱氏藏书甚富，因得遍览群书，日与名流讨论讲贯，藉知学术源流同异。时相往来者，如程晋芳（鱼门），任大椿（幼植）、汪辉祖（龙庄）、钱大昕（竹汀）、邵晋涵（二云）、周永年（书昌）、戴震（东原）、洪亮吉（稚存）、姚鼐（姬传）、程易畴（瑶田）诸人，对于他的学问成长，多少有些影响。自谓以所见闻，证之平日的见解，有幼时所及见，至老不可移者，自是所学益以坚定。四十岁时，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先后主讲肥乡清漳、永平敬胜、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并参加篡修《和州志》、《永清县志》、《毫州志》、《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志书的工作。著作除《文史通义》内篇六卷、外篇三卷，《雠通义》内篇三卷、外篇一卷外；余如《方志略例》、《湖北通志检存稿》等，都已收入《章氏遗书》中。五十岁时，优游梁楚，曾襄助毕沅修过《续资治通鉴》和《史籍考》，后者已失传（或云残稿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生平足迹遍游大江大河南北，深悉当时社会利弊，其论时政诸书，尤中肯綮。尝思重撰《宋史》，始终没有着手。生平所学，仅一试于方志。所修志书，除一部分残稿被刊入《遗书》外，大都失传了。《文史通义》在他生前，单篇一出，学者传写。死后三十年，其次子华绂始刻于开封；最完整的本子，要算一九二二年吴兴刘承干刻的《章氏遗书》五十一卷本。
学诚学术思想，具见《文史通义》和《校讎通义》两书中。原来清代学术，以考据为最盛。所谓“汉学”，那时正取得支配地位。在他以前如顾炎武、阎若琚、毛奇龄，与他同时，如戴震、钱大昕、惠栋、王念孙、段玉裁等，都尽全力研究声韵、训诂、名物、度数，对于经学有重大的贡献。但他认为自己性质和这种学问不相近，独致力于史学。以为“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文史通义·史释》）。他在《浙东学术》一篇晚年论文上，很推崇“以史学济经学之穷”的黄宗羲的学问，指出浙东与浙西不同：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又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可见他显然以浙东派自居，已有与那尚博雅的浙西派对峙之意了。
（一）对于当时考据、义理、词章三派学风的批判
中国从来的学问，约分考据、义理、词章三派。三派之中，一般都认考据和义理，即所谓“汉学”和“宋学”，位置较高；至于词章之学，却往往被人轻视，以为“士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顾炎武语）。义理之学倡于宋代的程朱，到了明代王守仁宗陆九渊，与程朱别为一派，于是有朱陆之争。这种争执，到清初还很激烈。自从汉学家得势，宋学便不免衰落。学诚以为这两种学问，都可用为明道之资。不过他们短处就在考据家往往舍今而求古，“征集太多，发挥太少”（《与汪龙庄书》）。义理家往往舍人事而言性天，“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家书五》）。换句话说，考据家只知工具之学（如训诂等）为学问的极致；义理家昧于“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的道理。二者同样脱离实际，脱离经世致用的政治实践。因此，他提出有名的“道起三人居室”的命题，这正是《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荀卿“人生而有群”的礼乐起源论的发展。在他以为人生有道，人不自知。道是形于三人居室，著于政教典章，而极于修齐治平，所以道是人伦日用之间必然的关系。因时制宜，既不能泥古而昧今，切合实际，亦不可徒托于空言。这便是他的含有社会发展观点，自别于考据家和义理家的地方。至于词章之学，在他看来，也足为明道之资，不过不应该溺于文词，或肩上“文以载道”的幌子自欺欺人罢了。他说：
“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鹜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殉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虑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文史通义·原学》）。又说：“夫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以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词章，何以异乎？……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文史通义·原道下》）！所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文史通义·博约下》。这些都是极精辟的见解。他的姪子廷枫，尝称章氏平时对客的谈话：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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