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重复互注、裁篇别出这是章氏校雠学上两大发现。他认为“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要在“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附注，以便稽检而已”（《互著第三之一》）。所以说“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来之抵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学诚本此原则，批判《通志》《艺文略·经部》有石经，而《金石略》无石经；《艺文略·传记》中《名士》一条有《文翁草堂图》，《忠烈》一条有《忠烈图》而不入《图谱略》，为不知“重复互注”之法，以致“遇两歧牵掣之处，自不觉其抵牾错杂、百弊丛生”了。
所谓“裁篇别出”，较“重复互注”更为细致。即以篇章为单位，分别归类。例如《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子家》复有《墨子》之书。而今《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刘略》入之《兵书·技巧家》，这就是“互注”之外，又加以“别裁”的例子。所谓“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学术源流”（《别裁第四之一》是也。
④治史四便、索引工具学诚论求书治书，至为详尽。主张“平日责成州县学校师儒讲习，考求是正，著为录籍。略如人户之有版图；载笔之士，果能发明道要，自致不朽，愿托于官听之。如是则书掌于官，不致散逸，其便一也；事有稽检，则奇邪不衷之说，淫诐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其便二也；求书之时，按籍而稽，无劳搜访，其便三也。中书不足，稽之外府，外书讹误，正以中书，交互为功，同文称盛，其便四也”（《校雠条理第七之一》）。这和郑樵“求书之道有八”一样，真是今日图书馆征书、录副的条例了。
此外，如“校书宜广储副本”，“于书有讹误更定其文者，必注原文于其下；其两说可通者，亦两存其说；删去篇次者，亦必存其阙目”，这些都是校勘学上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日所沿用勿替的。至谓“校讎之先，宜尽取四库之藏，中外之籍，择其中之人名地号，官阶书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数可稽者，略仿《佩文韵府》之例，悉编为韵，乃于本韵之下，注明原书出处及先后篇第，自一见再见，以至数百千，皆详注之；藏之馆中，以为群书之总类。至校书之时，遇有疑似之处，即名而求其编韵，因韵而检其本书，参互错综，即可得其至是”（《校讎条理第七之一》）。这说的就是我们今日所用的工具书如索引、综合目录之类，学诚在二百多年前即设想及此，不可谓非开风气之先了。当时四库正在“开局设监，集众修书”，学诚居京师久，其友人邵晋涵已得进馆参加工作机会，独学诚未得一试其平日之长，心不能无怏怏。其撰《校雠通义》，并提出“互著”“别裁”种种义例，显怀向四库馆献替之愿，其对四库编校工作须重流变的建议，与对群书簿录体系化的期待，溢于楮墨。总之，学诚把校雠学的任务，从目录学发展到学术史，原始要终，不外他所常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个大字，这正是刘向父子--郑樵--章学诚的道路。在今天看来，还是不无可取的。
（四）扬马申郑，商搉义例，大张饶有整体长流发展观点的通史家风
学诚所长，尤在史学。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极精微的学问，和世俗所论有真似之别。他在《上朱大司马论文》书上曾说过：
“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末之闻矣”（《遗书补编》）。
怎样才够得上叫“史学”呢？他在《答客问》上说：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芒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
这种史贵有“义”有“意”的议论，正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三句义的发挥，亦即把历史作为整体和长流看的观点，是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说到一些有关史学的关键性问题，学诚和郑樵意见比较接近；与刘知几则往往相左。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家书》二）。又说：
“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和州志一·志隅自序》）。强调“史意”，不限“史法”。是他们之间比较重大的分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