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
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对中国文史学的贡献，荦荦大者，动关一代学风的兴替。其中前后继承，异同出入的地方，亦既随文揭示，期收相互参证的作用；左右采获，意尚未尽。现在再就三人生平出处，论学旨趣，或貌同而心异，或貌异而心同，再拈出三点，作为简短的结论。
（一）挽救时弊，发愤著书，饶有严肃的学人气象
三人生平遭遇各异，而俯仰身世，每多同感。知几“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论起际遇来，自然比郑樵的僻处海隅，学诚的见摈显学，要算好得多了。但是在那个“韦武弄权，母媪予政”的时代，知几仍然感到“无所傅会，取摈当时”的苦闷。“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削载，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尤大为史官所嫉”。《史通》的写作，似有不得己的苦衷。其以杨雄《太玄》自拟，著《释蒙》以解嘲，自非无病呻吟。
郑樵身丁南北宋过渡时期，伏处山林，不事科举，穷居三十年，唯以著书为务。早岁投笔无从，晚岁《上宰相书》还说“风波易起，窃恐传者之误为擅修国史，将无容焉”，以为“非有国家之命，樵不敢私撰”；只好仆仆行在，干谒执政，总想替《通志》的成书，创设有利条件。所以说“穷通之事，由天不由人；著作之功，由人不由天。此樵之志所以益励者也”。后来章学诚致叹于“郑君区区一身，僻处寒陋，独犯马班以来所不敢为者而为之”（《申郑》），其遭受困难和招致讥评，更不是偶然的了。
学诚殚心文史，疏通知远。“凡所撰著，归正朱先生（筠）外，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其写《感遇》、《知难》二文，一则曰：“昔扬子云早以雕虫获荐，而晚年草玄寂寞；刘知几先以词赋知名，而后因述史减誉，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再则曰：“是以君子发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无怪他说“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上钱辛楣宫詹书》），只好“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与汪就庄书》）。身后著作一直被埋没、封锁，过了六十年，叶廷琯才说：“刘子玄《史通》一编，独擅千古，斯人可谓继声矣”（《吹纲录四》）！其后谭献为作传，宋衡《别求是书院诸生》诗也说：“论史无如章氏美，谈经最是戴君高”，都是提倡学诚史学比较早的学者。
（二）会通文史，创明类例，提高了学术专著的水平
三人著书，各标“通”号。知几以汉儒集白虎阁通论五经异同，及汉求司马迁后封“史通子”二事为立名的依据；郑樵则取法“孔子总诗书礼乐会于一手，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瓣香司马通史，提出“会通之义大矣哉”的口号；学诚《释史》，首揭《大易》“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立论，发挥道术求通的必要性，倡导通史，为郑樵张目。其渊源所自，固可上挹汉梁，远溯孔氏，但刘知几《史通》一书，实在是一种推动和鼓舞的力量。
知几所谓“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万有”的气派，“深识之士，成其一家独断”的提法，正是贯穿《史通》全书的指导思想。不仅是《史通》一书的基本精神所寄，而且也为郑樵，章学诚等所批判地继承发展下来。我们只要读一读《通志总序》、《十五略小序》和《文史通义》的《原学》、《博约》、《史释》、《释通》几篇，就可恍然于他们三人对“通识”、“会通”、“通义”的理解，到达怎样的程度了。
通是一种包括分析、综合，批判相互为用的认识总过程的结果。“知类”之先，必须经过“知要”的阶段。那么如何分析矛盾（探赜），摸索规律（索隐），就成为十分必要的工作。我们读《史通》，看他是怎样“辨其利害，明其善恶”：《六家》、《二体》揭出笼罩全书的大旨；《直书》、《曲笔》，显出立言鲜明的对照；“书事纪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这些指的是总倾向。至于：究《载文》之失，则分为五；述《书事》之烦，则分为四；举《模拟》之例，则曰“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五经”，论《杂史》之流，则区为十类，为史部目录家别开生面。这些又是通过“博采”“善释”“兼善”“忘私”种种过程而获得的。
再看郑樵，论通史五体之类，则说“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论断代之失，则指出“重复”“隔绝”，“异则相夺”，“同则相与”，乃至“颠倒曲笔”之嫌。集中概括，要言不烦。所谓“例类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通志校雠略一》）是也。这不但指校书言，推而至于分别一切事物的类例，亦是一样。《二十略》中，于《氏族》，则推广为三十二类；于《六书》、《七音》，则分为“独体”、“合体”、“主从”、“母子”、眼学、耳学”，以驱天下之语言文学。这些都是郑樵独见别裁、创通义例的典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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