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卷浩如烟海，虽圣人犹不能尽。古人所以贵博者，正谓业必能专，而后可与言博耳。盖专则成家，成家则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已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已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质，未有不能记也。不知专业名家，而泛然求圣人之所不能尽，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见也”。这番话真可为那些学无宗旨，只知夸多斗靡、流连忘返的人，痛下针砭。
（二）六经皆史、史之义出于天、阐明了政学相须之理
对于古代学术的源流，学诚又提出“六经皆史”、“史之义出于天”的理论。这是和上述“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师政教皆出乎天”的世界观分不开的。也是针对清代经学家“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文史通·史释》）的当头棒喝。他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报孙渊如书》）。“古无经史之分”，“六艺皆古史之遗”（《外篇·丙辰札记》）。所以六经都是先王的陈迹，古代史官的记录。所谓道，就散布在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间。《易》、《诗》、《书》、《礼》、《乐》、《春秋》这些经书，都不过是三代盛时各守专官的掌故，没有一端不切合于人伦日用。自然流露，不得不然，决非圣人想为了垂教立名而故意造作出来的，而是“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的产物。后世儒者，死守六经章句，把天下事物、人伦日用都丢开不管，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因为“事有实据，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言理”（《文史通义·经解中》）。学诚这种对待六经的态度和看法，是比较近乎历史真实的。
至于政学相须、天人一贯之理，他在晚年定论《浙东学术》一篇中，凡三致意焉：“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而为经世之书。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史学所以经世”，他不但反对“空言著述”，还反对当时那种是古非今、古必胜今的论调，说“鄙人不甚好古，往往随人爱慕而旋置之，以为古犹今耳，至于古而有用，则几于身命殉之矣”（《与阮学士论求遗书》）。这些“史学经世”、“古为今用”的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环境历史条件下，都是迥出时人的。历史、政治、哲学三者结合，这是浙东学派的精髓，章学诚的思想实质，正是这样。
（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发展刘向父子、郑樵以来的校雠之学
学诚直接刘向父子的学统，吸收郑樵校雠的义例，“宗刘补郑”，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校雠通义》自序上，首先肯定：“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把目录学提高到学术史的地位，深惜后世史家只知编次目录而忽视辨章学术异同的缺点。接着，对于郑樵的《校讎略》，也给予较高的评价，说他“生千载之后，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之校雠，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但是，由于郑樵不慊班固断代为书，“凡所推论，有涉于班氏之业者，皆过为贬损之辞”，致于《艺文》一志，“不能平气以求刘氏之微旨，则于古人大体，终似有所未窥”。因此，学诚“折衷诸家，究其源委”，写出《校雠通义》一书，特别在疏通伦类、辨别源流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①目录--校讎--学术史学诚认为“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于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意。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于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者之所及也”（《补校汉书艺文志第十之三》）。又说：“自刘班而后，艺文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于是特著《校讎》之略。虽其说不能尽当，要为略见大意，为著录家所不可废矣”（《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这就把目录学、校讎学和学术史的方向明确下来。一定要象刘歆《七略》一样，“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家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这就把目录学的地位提高到学术史上来了。
②适应学术发展，必须详分部次古代图书分类，由《七略》到《四部》，由《六艺略》的《春秋家》扩大为《史部》，正是学术发展必然趋势的反映。因人因时详分部次，就成为必要了。学诚说：“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宗刘第二之一》）。学术发展和分类的正确与否，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说，“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则文章之病，可以稍救；而《七略》之要旨，其亦可以有补于古人矣”（同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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