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二月，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征聘“山林隐逸”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赵壎、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和谢徽十六人为纂修，正式开局于天界寺。同时入局者，还有一位“学通诸经百氏述作”的名儒操琬。但他因年逾七十，体弱多病，入局仅两个月就“恩准”辞归了。经过一百八十八天，除顺帝一朝因“旧乏实录，史臣无所于考，缺略不备”而无法动笔外，修成纪、志、表、传共一百九十九卷。“上览之，诏謄写刊行。赏汪克宽等一十六人白金各三十二两、文绮帛各四匹”⑧。为了续修顺帝一朝史事，又由宋濂等“发凡举例，拟定纲目”，派遣儒士吕复、欧阳佑、黄盅、张贯、危于等十一人分赴北平、山东、河南、陕西等地采访元统以后三十六年的遗闻轶事⑨。经过六个多月，吕复等人共蒐集元末“诏令章疏、拜罢奏请”和“乘舆巡幸、宫中隐讳、时政善恶、民俗歌谣以及忠孝乱贼、灾祥之属等史料一百二十巨帙”，还有五百通碑拓。至次年二月初运回南京⑩。太祖再次诏令开局，“仍以宋濂、王祎为总裁，复征四方文学士朱右、贝琼、朱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寅、赵壎十四人为纂修官（11）。经一百四十四天，又修成纪、志、表、传五十三卷，“凡前所未备者，悉补完之”。参修者“人赐白金二十两、文绮帛各二”（12）。合并前后二书，稍加厘分归附，成二百一十卷。两次开局，总共用时仅三百三十二天。
按明太祖的规定，两次开局“凡文儒之在官者勿与于是，在廷之臣各举所知以应诏”（13）。除监修、总裁外，前后入局二十九人均以“山林隐逸”身份入局。这是参修诸人的第一个特点。
参修诸人多数于元亡前或弃举业，以著述自饴，或弃官隐居，授徒自给。入明后屡征不起，拒绝出仕。如赵汸于元末曾避地休宁方塘，“结茅于星溪之古阆山。山深閴寥，人事几绝，潜心著书”。“太祖（朱元璋）初起，率兵过其家物色之，屡被征辟，皆以疾辞。”（14）宋僖曾以“乡贡除繁昌教谕，之官一十九日即弃归。遭乱，授徒自给”（15）。高启、贝琼、汪克宽等人也曾多次拒绝张士诚、朱元璋的征辟。入明后，这些人由于朝中官员的举荐被聘，以布衣入局参修。但有的人仍拒绝应聘，明太祖不得不以极刑相逼。陶凯于元末曾任永丰教谕，后弃官隐居深山，讲学授徒（16）。明廷征其出山，陶凯矢志不应。“上求之切，谕使人曰：‘陶凯不应，可取一族人首级来。’族人四远求得凯，见上。”（17）为了保住全族人的性命，陶凯只好应聘入局。
但是，其中亦有少数人在入局前已出仕朱明政权。如胡翰曾任衢州府学教授，朱廉曾任严州府教授及钓台书院山长。傅恕于“洪武二年以布衣诣阙陈治平十二策，帝览之喜，命入史馆同修元史”（18）。虽未授职，但已出山。这些人似不应列名于隐逸。
胡翰、朱廉同为金华人。自南宋以来，“金华文献邦域，时硕儒魁彦，踵武迭兴。或以道德鸣，或以文章显，或以气节著，声称当时，名载简册”（19）。名儒学者辈出，学术发达，成为元明之际理学发展的中心。朱元璋起兵后不久就把两浙作为重点争夺目标，并作为自己扩展势力的根据地。因而，他对金华地区的知识分子竭尽全力拉笼争取。当他于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初下婺州时，立即优礼聘请名儒胡翰、戴良、许元、吴沉等十三人“会食省中”，每日殷勤请教定国安邦之策。主要目的是显示自己对贤才的渴求，对斯文的尊重，扩大自己在地主阶级中的影响。胡翰等人应邀出见朱元璋，在很大程度上是礼节性的应酬，并非正式归附。明清史籍中有太祖“日令二人进讲，敷陈治道”的记载，这不过是后人的追饰之词。当时朱元璋刚以吴国公自署，在群雄角逐中，还不敢以帝王身份强令名儒归附事己。所谓“日令”，实际上是“日请”。在朱元璋礼聘之下，胡翰等五人担任了儒学教职。其中戴良任金华府学学正，吴沉任训导，许元被聘至幕中教授诸王子，胡翰任衢州府学教授，吴履任浙东某府儒学教授（20）。另外八人不愿应聘，归家隐居。与此同时，朱廉被知府王宗显聘为严州府学教授，后又被出镇严州地区的李文忠聘为钓台书院山长（21）。当时的教育制度一遵元代旧制，儒学和书院的教职既有官府委任的，也有地方长官以私人名义聘请的。因元朝最高统治者不重科举和教育，各级儒学教官多由下第举人充任，质量低劣，多有滥竽充数者。而被聘请的教职往往因淡于荣禄、志在讲授修身齐家之道，学行较优而受人尊重（22）。胡翰和朱廉正在这种背景下出任教职的。他们的出任是“受聘”而不是“受命”，出任教职并不等于出仕。因而，诏修《无史》时，他二人以“隐逸”身份被征入局是十分正常的。
至于傅恕，虽已主动出山，但尚未任职，太祖命其以“隐逸”身份入局，用意是使人局者成为青一色的“隐逸”，以期在思想感情上笼络其他参修者。在全国造成一种众多“隐逸”出山合作的气象，引诱更多的知识分子出仕新朝。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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