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开局时，总裁王祎曾举荐友人徐一夔入局。徐一夔于元末曾任建宁路儒学教授，后弃官家居。他湛深经史，工诗文，所与交游者如王祎、朱右、赵{K1C410.JPG}谦等皆一时名儒，时称其“高杰博雅”。他不仅在诗文辞章上成就较大，史学造诣亦较深邃。所著《宋行宫考》、《吴越国考》、《钱塘铁箭辨》和《欧史十国年谱备证》等“精于考核”、“研核精确”，史识渊博，颇具史法（23）。参修《元史》，徐一夔当是一位难得的人选。但他复信王祎道：“置局以来，未满一岁，自元太祖至宁宗一十三朝一百三十七年（按：应为一百二十七年）之事悉已本据实录修成上进。”对急于成书，不顾质量表示了不满。又以顺帝一朝三十六年“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也，其言未必驯也，首尾未必贯串也”（24），谢绝了王祎的举荐。他看到明廷以开局招徕拉笼知识分子，真正用意不在修史。自己既然无意出仕，也就拒不应聘了。
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开局，危素均未入局。危素于元帝时曾任经筵检讨，累迁翰林学士承旨，曾参修宋、辽、金三史。降明后，太祖“嘗访以元兴亡之故，时资献纳”。他著有《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卷（25），熟知元代朝章国故。如命其参修《元史》，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但是，危素虽以学术文章为天下人称道，却因“晚节”不终又为士林所耻。朝官王著攻讦他为“亡国之臣不宜列侍从”。太祖有鉴于此，“诏谪居和州，守余阙庙”，使羞辱而死。如果让他跻身史局，必然会引起参修诸人的极大不快，影响笼络、羁縻的效果。因而，危素只能于局外备名顾问，而不准入局列名纂修（26）。
参修诸人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们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有较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这些人多以文章学术闻名于当时，交游多为地主阶级上层分子。祁门汪克宽，祖、父辈皆受业于双峰饶鲁，克宽自幼受父辈熏陶，得勉斋黄榦之传，废弃举业，尽力于经学，“以羽翼圣经为己任”，著有《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程朱传义音考》、《礼经补逸》、《周礼类要》和《通鉴纲目凡例考异》等。元末讲学于山中，四方学士执经于门下者甚众（27）。他的学术，完全以朱熹为宗，是元明之际朱学的代表人物，对后世朱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所与交厚者，歙县郑玉、族弟汪时中等均为皖南有影响的理学家。金华胡翰，曾从名儒吴师道、吴莱习古文，又从同邑朱学传入许谦受业经学。他曾游学中原，“当世名公多所交接”，南北名儒皆愿与之交往（28）。胡翰文章与宋濂、王祎不相上下，而诗作超过了宋、王。黄{K1C411.JPG}、柳贯殁后，他曾一度执文坛牛耳。相与交游称为知己如余阙、贡师泰等，均为元末大儒（29）。休宁赵汸，“好学，工属文”。初从九江黄泽受业，又因临川虞集获吴澄之学。于《春秋》造诣精深，诸经无不贯通。著有《春秋集传》、《春秋属辞》、《春秋左氏补注》等。元末逃避兵乱，虽颠沛流离而研习之工不少辍，时有“耆儒”之称。临海陶凯，元末曾游学吴楚，除官不就，隐居深山讲学授徒（30）。他“好学有胆识，弱冠负盛名”，以博学善文闻名于淮海间（31）。长洲高启，博学多识，与同邑张羽等合称“吴下四杰”，又与高逊志等人合称“北郭十才子”。青年时即以工诗名震吴郡。他的诗“天才高逸，实居有明一代诗人之上”（32），“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道，不止冠绝一时也”（33），是元明之际的诗坛领袖。嘉兴贝琼，青年时就有“笃志好学”、“文行超越”的称誉（34）。他“博通经史百家之言”，善为文，擅书法，尤工于诗。其诗“于温厚之中自然高秀，足以领导一时”（35）。是元末明初一位著名诗人。浦江张孟兼，“涉猎经史，颇有俊才，为乡里所称”。他文思敏捷，为宋濂、王祎之亚，号称“天下文章第三”（36）。其他人或工于诗，或长于经，或精于文，均享有很高的声誉，闻名于元末明初。
除了学术成就以外，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抵抗、镇压元末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号召力和组织才能。如赵汸曾协助“义兵”元帅汪同组织地主武装，与徽州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对抗，因而被元朝统治者授以江南行省枢密院部事。后汪同归附朱元璋，汸遂隐居（37）。曾鲁于至正中期率同邑豪强大户组织武装镇压当地农民起义，“以保障乎一方”。又集合乡里，“椎牛酾酒，开陈顺逆祸福。言甚恺切，众皆耸耳而听，卒无敢犯非义者”，其邑被统治阶级称为“君子乡”（38）。
第三个特点，参修诸人虽以文章学术闻名于世，并享有较高的声誉，但他们的主要成就是经学兼古文诗辞，不以史学见长。清人钱大昕讥讽道：“宋、王，词华之士。征辟诸子，皆起草泽，迂腐而不谙掌故。”（39）这话似乎有些言之过甚，但参修诸人无一个是史学家却是事实。他们虽然各有专著传世，但除朱右著有《三史钩元》若干卷、《历代统纪要览》一卷和《元史补遗》十二卷外，其他人再无一部史学专著。
朱元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唤乎成一代之宏观。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40）。明太祖懂得在干戈争夺土地的同时，必须用理学统治人心，这正是他征召这些虽不擅于史、但却长于经的人入局修史的重要原因。认真分析，史馆诸人的学术成就又因所在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家居三吴、浙东地区的高启、谢徽、张简、贝琼等人以诗文为主，徽州、金华地区的汪克宽、胡翰、赵汸、朱廉等人以经学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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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被人奉为正统的学术是朱学。“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41）。胡翰、汪克宽等人的学术师承源流详见页149图表。
通过图表可以看出，宋濂、王祎与胡翰、汪克宽等人同为朱学传人，而且辈份基本相齐。宋濂不仅文章、诗作为世人“籍籍咸称”，其理学成就也在众人之上，是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的主要奠基人。他的学术“受之其乡黄文献公（{K1C411.JPG}）、柳文肃公（贯）、渊源先生吴莱、凝熙先生闻人梦吉”。四家之学，并出于金履祥之传递，“上溯勉斋（黄榦），以为徽公（朱熹）世嫡”（42）。而王祎也师承柳贯、黄{K1C411.JPG}，以文章名世，其才思之雄超过宋濂（43）。这就使宋、王二人与史馆诸人不仅有乡曲之谊，且因诗文学术为诸人所景仰。明太祖之所以命宋、王为《元史》总裁，正是基于这个缘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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