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散局后，赵汸归家“未逾月卒”。陈基和汪克宽分别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冬和五年（公元1372年）冬卒于各自家中。这三人如果不是去世太早，很有可能也会被招回授以官职。
真正放归隐居的只有胡翰、殷弼、张简三人。胡翰回到金华故乡后，卜居北山，“徜徉十数年而终，年七十有五”（51）。殷弼的结局，史料缺乏记载，只有《列朝诗集小传》称其为“征士”（52）。古代对不就朝廷之征用者谓之征士（53），可见殷弼归家后再未应聘出仕。至于张简，元末曾出家当道士，隐居深山，因母老归养而返儒服。他“工诗，善书画”（54），在三吴地区很有些名气。但他离开史局后的情况，各种史料均无记述，同时入局诸入的文集中也不见有与之交往的文字，令人殊为不解。在他本人的诗作中，几乎找不出与朝中显贵交游的记述，绝大部分都是松舍青灯、闲云野鹤之类。他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写的《周玄初来鹤诗》道：“手把芙蓉摄羽裙，飞书南启魏元君。祝融峰顶云初起，借与长风送鹤群”（55）。此人生逢乱世，淡于世俗，更兼性情孤僻，落落寡和，大约离开史馆后又避世云游，再一次当道士去了。
至此，参修《元史》的二十九名学者，除去去世者外，绝大多数已出仕明朝政权了。这些名噪一时的诗坛领袖和理学代表人物，在短短的几年中由拒绝出仕、逃避征召，经过“合作”，终于接受并服从于朱明政权的统治。尽管其中有的人在思想感情上或多或少仍有一些勉强成分，但他们毕竟为明太祖的“恢宏大度”所感召，参加到明朝政权中来了。这说明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成功，也说明开馆修史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但必须看到，对这批“山林隐逸”争取收买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以修史的失败作为代价的。由于明太祖诏开史馆只求羁縻笼络的效果而不问史书的质量，不待必要的准备，急于开馆和成书；而参修诸人、尤其是第一次开局的参修者出于被迫心理，力图尽快脱稿，交差乞归，致使《元史》义例混乱，顺序颠倒，详略不匀，违背了传统的“正史”体例。书中“三公宰相分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又“删除艺文一志，收入列传之中，遂使无传之人所著皆无可考”（56）。至于一事而再书，一人而两传，张冠李戴，自相歧异等错误，更是比比皆是，给后世读者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据载，两次书稿均曾呈交明太祖“览阅”批准。明太祖或因政务繁忙“览”而未阅，或因造诣不深“阅”而不懂，书稿中的错误一无改正。与历代“正史”相比，《元史》“芜杂缺略，视诸史为尤甚”（57），理应受到后世学者的批评。朱彝尊说：“明修《元史》，先后三十史官，类皆宿儒才彦，且以宋濂、王祎充总裁，宜其著述高于古今。乃并（宋、辽、金）三史之不若，无他，声名文物之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之故”（58）。钱大昕说：“古今成书之速，未有如《元史》者。盖史传信之书，时日促迫，则考订必不审，有草创而无讨论，虽马、班难以见长”（59）。他们都指出，造成《元史》诸多缺点的主要原因是时间紧迫，无暇蒐采，缺乏必要的考订和讨论。这些批评无疑是较为中肯的。若当时宽假时日，使第一次书稿的纂修者于第二次开馆时再次入局，众人有时间博采善择，从容揣摩，对前后两稿认真对比修改，纵然修史诸人缺乏史才，也断不致《元史》芜杂缺略到如此地步。究其根本，明太祖只注重史学为眼前的政治需要服务，忽略了史学修纂的基本规律。
任何一部史书，质量越高，越是受到人们的重视，它的政治作用也就越大、越长久。《史记》、《资治通鉴》之所以在史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为历代史学家所必读，其原因即在于此。否则，史书修纂中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短期行为，势必要影响史书的质量，也必然要降低其应有的政治作用。这就是明修《元史》对后世学者的启迪。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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