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和态度
司马迁说自己作《史记》，是秉承《春秋》“采善贬恶”的意旨，对历史事件、人物作评价，所以在纪传体的《史记》中，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和态度，卓具史识，饶有风采，表现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睿智和胆识，闪烁着进步思想的光辉。
（一）
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摆脱了“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力求从客观实际出发，看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判定历史人物的功过，顺应民心，合乎时代要求，纵然失败，司马迁照样称之为英雄，残虐暴戾，不恤民情，纵使成功，司马迁同样口诛笔伐，可以说，是否顺应时代和民心，是司马迁衡量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标准之一。选择了这样一个准坐标。在可以调节对历史人物的认识角度，用客观的历史态度评定历史人物的优劣。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借以摸索历史发展规律，探寻古人成败道理，以资借鉴。司马迁之所以能够独步当时，超越古代许多史学家而达到相当的思想高度，就在于他不从世俗偏见出发，而是对历史材料作具体客观的分析。从中找出新的近于实际的答案。司马迁考察史事，评价人物，力求“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不停留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而是作全面准确的分析。所以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不单看其成败如何，而是着重于其何以成败，把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观察、分析和评论。也就是说，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看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
秦政酷烈，不顺应时代发展规律，鹿死入手，为天下笑，乃是咎由自取。所以他对那些帮助秦始皇施行酷法，役民无度的将相郡--加以贬斥。《李斯列传·赞》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戾，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主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候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白起王翦列传·赞》云：“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没身。”《蒙恬列传·赞》曰：“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承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当初，秦为了统一天下，尚征战、攻伐，完全是形势使然，秦统一后，就应改弦易辙，与民休息，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但却更大规模地滥用民力，实行严刑竣法，力图以暴力经营天下。李斯、蒙恬、王翦等重臣，不但没有阻止秦始皇这种肆意兴功、劳民伤财的种种举动，反而成为忠实的执行者，助纣为虐，自然是犯下了历史过错，司马迁必然要加以责斥，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评价这些人物的标准，蒙恬将兵镇边，对秦朝统一和安定是有作用的，所以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李斯等人结局都是悲惨的，他们对统一六国是有功的，所以司马迁在批判中又有同情和惋惜。
项羽是一位反秦的英雄，司马迁把他列入本纪，许多封建史学家对此大加非议，刘知几《史通·本纪》说：“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僭拟，书同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候，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项羽本纪》司马贞《索隐》题解曰：“项羽崛起，争雄一朝，假号西楚，竟未践天子之位，而身首别深，亦不可称本纪，宜降为世家”。此等以成败论是非的人，为正统史学思想所囿，根本不理解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和本纪体例编撰的义例。《项羽本纪·赞》：“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候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候，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充分肯定了项羽灭秦的功绩；所谓“乘势而起”，乃是顺应时变，数年之内，成为诸候之首，分封王候，号令天下，成为实际上的天子，所以把项羽列入本纪，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睿智的眼光和卓越的史识。但司马迁毫不隐饰项羽的过错，“原始察终”，是司马迁分析历史的原则。项羽为什么会真位不终，身首分离？一个不可一世的喑咤的英雄竟落得个自刎乌江的可悲下场，这引起了司马迁的深思。《汉兴以来诸候王年表·序》写道：“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项羽专任强暴，“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不能以仁义抚众，布德施惠，民心不附，得势而得终必不免失势，以致“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项羽最后失败了，但司马迁并没有抹杀他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项羽依然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高祖刘邦及其群臣非常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掌握时变之势来决定治国的方针政策。《高祖本纪》载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诸侯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先天下者何？”《郦生陆贾列传》载高祖“让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先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汉初矫秦之弊，政令宽缓，与民便利，采取清静无为治国方针，这是符合时代发展和顺乎民意的。司马迁在《高祖本纪·赞》中对此加以热情称颂，“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汉初功臣都能循无为而治之道，使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司马迁在《平准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民殷国富的画面。汉初君臣在这方面做出的功绩，司马迁都加以褒扬和歌颂，吕后为人虽然残忍，但“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旁户，天下晏然”。《吕太后本纪·赞》这样比较清明的政治局面，司马迁还是津津乐道的。《萧相国世家·赞》云：“何谨守管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相国世家·赞》曰：“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萧规曹随，故后世传为美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