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但这样热衷于引述孔子的语录。对于儒家的进步思想，他更是积极地予以吸收。孔子曾感叹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司马迁也正是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指出：“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齐太公世家》）在《史记》中，这一由儒家那里接受过来的仁政思想就成为司马迁品评政治得失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他的笔下，汉文帝就是个“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的明主。《孝文本纪》中他这样写道：“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对于这样的“千古明主”，司马迁最后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在赞词中这样地说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余载，德至盛也”对于儒家反对君王好利的民本思想，司马迁也备加推崇。《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成乱之终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这里虽也谈及庶人好利之弊，但重点则在感叹孟子“绝惠王利端”。由此出发，他在《史记》一书中就极力反对各种侵吞民利的行为，尤其反对武帝劳民伤财的多欲政治。此外《史记》中还充满了举贤授能的思想。在《楚元王世家》中，他就指出：“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这也是和儒家的思想分不开的。
可见，儒家思想对司马迁有着重大影响。本来，司马迁作《史记》就是有意识地追踪孔子《春秋》，想成为《春秋》第二。事实上，《史记》本身就是对《春秋》那种“采善贬恶”精神的最好继承。
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司马迁接受的是原始儒学即孔子所传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不是汉代那种被神化了的时髦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两者在实质上有很大差别。司马迁对原始儒学当然很推崇，他不但着力写了《孔子世家》，对孔子的忠实后学他也乐于把他们载入史册。由于“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自序》），因此，他就单单写了个《仲尼弟子列传》。又由于孟子“绝惠王利端”，荀子“明礼义之统纪”（《自序》）都是孔子后学中的代表人物，这样他又作了《孟子荀卿列传》。在这些篇章中，司马迁对孔子及其后学怀抱理想而不苟合世俗的高尚品格予以热情洋溢的歌颂。但是对那些汉代儒生他则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他就强调讽刺了那个以阿谀为务的叔孙通。叔孙通本是秦朝的待诏博士，陈涉起义的消息传到秦二世那里，博士诸生认为这是造反。都劝二世发兵镇压。二世一听，怒色满脸，觉得这是夸大其词。这时，叔孙通见风使舵说道“诸生言皆非也，……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待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这番话正中秦二世的心怀，“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而对“诸生言反者”，则以“非所宜言”罪名予以查处。后来叔孙通跟随于项羽，最后又投靠了刘邦。当刘邦做上皇帝，君臣聚会时，“群臣伙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刘邦这一愁眉莫展的心理，又一次被叔孙通捕捉到了。他毫无廉耻地说道：“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死，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叔孙通之流在野外陈习礼仪一个月以后，用于朝廷，果然奏效，“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于是刘邦深感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高兴之余，便对叔孙通大加赞赏。叔孙通就趁机推荐他的学生们。司马迁在这里给我们展现了汉代第一位大儒生的精神行为风貌，就此我们看到汉代儒生善于阿谀逢迎，不讲是非曲直的政客本性，在他们身上，原始儒家人物那种对理想孜孜以求的高贵气节早就消失殆尽了。对于汉代的另一大儒生董仲舒，司马迁也很不满意。《儒林列传》中就根本不提显赫一世的“独尊儒术”的创举，而却特别指出他的灾异迷信阴阳之说如何不合时宜，对他的老师很不恭敬。总之，在司马迁看来叔孙通，董仲舒的那种统治者所实施的神学化的汉代儒学，无疑是原始儒学的堕落。司马迁就是这样对原始儒学和汉代儒学作了严格的区别。
虽然司马迁对原始儒学非常推崇，但他的思想与儒家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在《自序》中，他援引了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其中这样说道：“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句话对儒学的弊端就说得相当透彻。司马迁《史记》中还对孔子作《春秋》时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笔法表示不满，“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孔子世家》）同时司马迁又以自己“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贯注于《史记》中，这显然就和《春秋》截然不同了。在对具体问题的评价上，他也常常和儒家观点不一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勇者不必死节，这正和孔子“勇者死节”之言背道而驰。他还对游侠不失信”不背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游侠列传》）的优秀品质称赞不已。而在儒家那里，游侠却是“排摈不载”的对象，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更是突破儒家的正统思想而为商人立传。这些“越轨”行为遭到了后世文人的非难，班彪、班固父子就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歼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赞》）就《史记》全书而言，这些话当然不能成立。但就局部而言，也确实如此。这说明司马迁对于儒家思想，既有接受其影响的一面，又有绝不盲从的一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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