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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考察了司马迁对儒道两家的态度以及儒道对司马迁的影响。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对待前人思想遗产时，是以独具的眼光，辩明是非，熔铸贯通以求自成一家。据此，我们就不应该硬性地把司马迁的思想单纯地划归于儒家或道家思想。司马迁不但能对儒道两家扬长避短，对阴阳、名、墨、法四家，司马迁也莫不如此，《太史公自序》所载录的《论六家要旨》曾作了这样的概括：“现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察也。”这虽出自司马谈的手笔，但司马迁全文照录，表明他是赞同这样的观点的。在《史记》中，这种观点也贯穿全书上下。这就清楚地说明，司马迁的思想并不局限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学说思想。事实上，各家学说尽管门户不同，但它们也有互相补充、互相沟通的关系。例如，虽然法家对儒家攻击得非常厉害，韩非就曾经把儒家列为“五蠹”之一，但儒法两家在强调君臣上下秩序问题上却相当一致。又如，儒家和道家也常常互相攻击，然而两家都有着对人民不施暴政的共同要求。把握了各家学派之间这种互补相通的关系，那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司马迁兼综其长的取容态度。不过，由于儒道两家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两大巨流，司马迁更多地接受的是这两家的影响。这样，在司马迁思想体系中，就呈现出儒道两家合流的趋势，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儒道合流也是时代的一种趋势。早在汉代前期，占统治地位的是道家思想，但儒家思想也并不是毫无影响可言的，尽管有时相互为攻，但也积极被统治者同时并用，而使两者呈现出合流的趋势。汉景帝时，儒生辕固生和道徒黄生曾展开了一场汤放桨、武王伐纣的辩论。簧生认为汤武并非受命于天，辕固生则极力鼓吹汤武革命。接着黄生就“借子之矛，攻子之盾”，从儒家所宣扬的君臣关系这个角度指出，作为臣子，汤武再英明也不能去攻打桨、纣，辕固生被逼得无言以对，只好抬出刘邦这个挡箭牌反问道：“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对此，黄生无法回答。这时在一旁的景帝见这个问题争论到这种地步。有些恼火，于是就命令他们以后不要再争论这个问题了。但是事后景帝对这两个人都没有追究。这是因为，他们两人辩论的观点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有各自的合理因素，对汤武以下伐上行为的肯定，实际上也就是对刘邦夺取天下的赞颂，而为了巩固汉朝的既得统治，防止人民起来造反，对汤武的革命就不能过分进行称颂。我们可以看出，这里一个侧重于说明汉朝取得政权的合理性，一个则着眼于巩固政治统治的现实问题，这是事情的两个不同角度。由此看来，辕固生和黄生这两个当时儒道两家著名的代表人物的言论，都是为维护和巩固汉朝政权而发的。因此在统治者看来，儒道两家都可以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也正是由于它们在本质上的一致性，所以它们也就可以求同存异，两相合流。这种合流的趋势越到后来，越加明显。就拿生活于景帝、武帝之庭的司马谈而言，他虽然是以道家思想为其主要思想，但他反儒家思想也并不排斥，相反他还特别热心地把儿子司马迁送到儒学大师童仲舒、孔安国那里学习儒家经典。还在当时，不是司马谈一人如此，而是整个时代的普通风气。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包括儒道两家在内的各派学说更是呈现出合流趋势。不少人认为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意味着百家学说并存局面的终结，其实在当时那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武帝并没有蒙秦始皇那样予以强制性地推行，他只是通过“立五经博士”这一手段来吸引那些利禄之徒去竟趋儒学。对于一批有独立品格的士人来说，并没有就此放弃儒家以外的其他学说。尤其是道家。故此各家学派仍然呈现着一种合流局面，不过各自合流的方向不尽相同。在董仲舒那里就是杂以阴阳、儒、法而创制了一套理论，而司马迁则是在自己思想的指导下，从各家学派尤其是儒道两家那里吸取了相当丰富的营养，从而写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辉煌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