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随着自上而下改革的失败和清王朝统治的瓦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以自下而上的革命为标志的时期，革命史学也随之在中国史学中逐渐取得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一方面把如何推动和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置于史学研究的中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以来一系列矛盾和变革的探索和研究，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
本世纪30年代前后，持唯物史观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史学著作已经成批量涌现，这些著作的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看做近代以来一系列变革、奋斗、追求与探索的继续，看做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一系列曲折、失败以后道路选择的必然结果。例如，李达的一系列经济史论著《中国产业革命概况》（1927年）、《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年）、《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年）等和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年），都对中国现代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对现代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载体，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李达指出，产业革命是促成现代社会发生和成长的东西。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被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然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掠夺，造成中国新式工业的停滞，农业和手工业的破产，造成长期的经济与政治混乱。因此，中国只有通过革命去求得新的出路。“怎样发展中国产业的问题，实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的结论是：“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0、392-394、495页）。关于中国社会大转折的起点，李达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慢慢走上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正符合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面对来自西方的强大外力，一班封建官僚，率先挣扎起来，讲求自强之策，利用封建国家的力量，助长新式工业的发展；他们“逐渐输入了不少新式的技术并养成了一些新式的人才，为第二期的民族资本工业建立了基础”（同上书，第643页）。对于作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开端的洋务运动，吕振羽也认为，它还只是“封建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然而“洋务运动在‘西学为用’方面，在学习和设立资本主义性质的事业方面，客观上是进步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
研究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何干之《转变期的中国》（1936年初版）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年，两书均收入《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前文开宗明义就提出了“对于这大转变期中的社会现象，必须加以有系统的解剖”，而“想明白现在的大转变，同时也必须求过去的发展过程”。作者认为，八九十年来，中国社会所有的一切动乱和变迁，都以鸦片战争为出发点。在此之前，中国历史像龟步爬行了二三千年。太平天国运动是鸦片战争的结果。太平天国失败后，封建阶层中的进步分子，眼看着非效法西洋，就不能活命了，于是有洋务新政。甲午战后，中国经济渐渐沦落为列强的附庸。一次大战及战后初期，中国民族工业因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压抑而一度蓬勃成长，但很快又陷入危机。该书以相当详尽的史料，论证了中国工业如何从“黄金时期”转入停滞、衰微和凋落，旨在说明，相信殖民地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下可以一帆风顺地完成工业化过程的“殖民地脱化说”是十分荒谬的。所有这些，放在今天来看，也都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相当深刻的论述。《转变期的中国》主要是讲经济和政治的转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则重点论述思想变革。书中提出，思想的停滞是社会停滞的反映。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之后，停滞状况被打破，客观上中国开始“近代化”。“鸦片战争以来，曾李的洋务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辛亥反正的三民政策、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等，都是与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机构、政治形态，与中国的资本主义互相适应的”。其中，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最初的思想运动”。洋务派鼓吹新政有许多颠倒肤浅的地方，然而在社会激变中，看出自己的弱点，要人们了解变法是适应环境的需要，这与反对变法自强的顽固派“作一对照，真有天渊的悬隔”。但无论洋务运动还是维新运动，都只是士大夫由上而下的运动，没有物质的基础，领导主体只是几个绅士，因而算不得真正的启蒙运动。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真正的文化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其根本任务，是灌输民主和科学，实现人的解放，而这是从“五四”才开始的。
所有上述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著都反映并紧密配合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富有革命色彩，也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作出了比较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进入本世纪40年代以后，革命史观逐渐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青年时代就酷爱历史并且强调“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的毛泽东，在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以后，以革命史观为指导解读中国历史，并且大力推动中国史学从主体到客体全面地革命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向全党提出了重新研究中国历史的号召。在延安整风中又提出：“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毛泽东多次讲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对于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意义，明确地提出历史研究要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要服务于当前的革命任务。评价史学著作的首要标准，要看它的革命性。在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一大批革命史学家投入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重新研究，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出现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等一批有影响的著作。
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大框架中来看，这一时期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题的历史研究，其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这是因为，无论是清末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没有导致出现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都没有解决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相反，由清王朝中央统治的衰败为开端，外部帝国主义侵略渗透的加剧和内部地方军阀势力的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混乱、战争、国家分裂，直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仍有增无已。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国家重新统一和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革命史学密切结合，呼应当时的历史任务，自然居于史学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不能把对革命史的研究与现代化研究对立起来，似乎一提研究现代化，就会否定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如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同样也应该把“革命史”看做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对革命史的研究也还需要继续深入和加强。关于革命史学，已经有并且今后还会有专门的研究、回顾，这里不再赘述。
简要地说，即使仅看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的研究，本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也是进化史观和各种“新史学”所无法比拟的。同时也应看到，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只是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史学家观察的局限难免造成认识失误。从今天来看，一些历史论著的明显失误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为了论证革命的合法性，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改革或“改良”统统否定了，即使当时尚无革命条件和革命力量。古今中外的一切历史（包括哲学、思想史）都成了阵线分明、线索和向度单一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史。丰富多彩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变化，只是在作为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必要背景时，才被简略地提及。其二，由于现实的革命仍然主要是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于是将它直接与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旧式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衔接，农民成为古往今来历史的主体、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革命的真实基础即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其作用和地位则相应下降甚至隐而不见了。这样，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历史，就不可能有全面和正确的认识。这些缺点有的在革命胜利即新中国成立之初已经被提出，史学家就此进行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参见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3页）。但随着本世纪50年代后期“左”的思潮的逐渐上升，在“史学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下，史学最终实质上演变为毫无科学性的、实用主义的与政治化的史学，演变为“评法批儒”、批判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和揪斗“四个现代化背后”的“黑手”。中国知识分子的多数和主体部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一大批党政领导部门内的知识分子，被“估计”为“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被扣上各种羞辱性的帽子，以“革命”的名义打入另册。这样一来，“科学”与“民主”--中国现代化两大动力与目标--的始终不渝的鼓吹者和重要载体便被倾覆，“现代化”这一历史研究以及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基本主题更被远远弃置一边了。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早在1954年就提出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1963年、1971年又一再重申并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历史性任务，但史学界却对“现代化”一词讳莫如深，或视之如怪物，如寇仇，偶尔提到，也只有批判的份。与此相应，因为要“打倒帝修反”，所以，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现代化* 程与最新发展，也就一概勿论，一概免谈。
恰在此时，伴随着席卷世界的第三次工业化、现代化浪潮，现代化研究也在国际学术界（包括史学界）兴起，并逐渐形成一个跨学科且各种思潮学派林立的新的研究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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