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早已是学界的热门话题。王俊义、房德邻《对八十年“文化热”的评价与思考》一文（《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辑录了1983-1986年有关这一题目的论文索引，所选仅四年间论文就已在150篇以上。
章开沅先生的专著《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从世界文化史的宏观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作者提出了新文明离异于旧文明的西欧与东方两种类型，指出发生在俄、中、日等东方国家的对传统文化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从总体上来说这是进步的历史潮流，然而由于强弱贫富差距悬殊，也很容易产生民族自卑感乃至全盘西化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回归总是发生在离异之后。其中，既有顽固派守旧复古的倒退倾向，也有包含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的回归。面对周而复始的对于传统文化离异与回归的两难抉择，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该书结论部分强调，经济结构决定文化的发展态势与走向；传统文化的惰力终究难以阻止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引起的经济结构变化对一切社会变革的巨大驱动作用；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
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发表了一组文章，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新的评价。耿云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一文中，批评保守主义、传统主义者把它说成是“欧化”或“西化”运动，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或“全盘西化论”者。该文提出新文化运动既是民族文化的批判运动，又是民族文化的振兴运动，是中西结合、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运动。作者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功效是它的启蒙作用，即为确立民主、发展科学扫除障碍开辟先路的作用，其不能持久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继起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支持，在保守、反动的思想文化统治压迫下，新文化运动屡受攻击和剿禁，倡导进步文化者遭迫害。因此，不能把民主不能实现，科学不能发达，中国现代化延搁的责任反推到新文化运动头上。王富仁的文章《对全部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提出从新文化运动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联系和区别中认识它的历史意义，认为中国的新文化从洋务运动已经开始发展，但洋务派、维新派对现代化的认识都割裂了现代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旧民主主义革命派也没有在文化理论上做出全面完整的独立贡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肯定现实变革合理性的进化论者，新文化运动不是对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追求目标的否定。新文化运动的独立贡献是提出了精神文化的改造，其思想旗帜是人的精神解放（个性解放）。这样就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全部文化（不止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都必须现代化的历史课题。王瑶先生在《“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一文中也强调指出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促进“人”的觉醒和解放的意义，认为价值重估是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旗帜，现代化是对待文化评估的重要尺度，评判的标准则是“人”的觉醒和解放。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在于，“尽管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从古老的封建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变和发展，早在上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而文化上的变革直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进入了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
近年来因“保守主义”重新泛起，史学界有关近现代传统文化的论文，对文化保守主义也多有涉及。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认为，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大体可分三大派别，即19世纪60至90年代的“体用”派，经康有为、严复过渡到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国粹派”；再经吴宓、梅光迪等人过渡到“新儒家”。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生证。“体用派”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国度性，主张文化的缓变、渐变、变与不变的统一。康有为据今文经学托古改制，其系于儒学的变革观也是变用不变体。“国粹”派摒弃了体用模式，新儒家又进一步，企图发掘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同时更自觉地以“保守”自居。何文批判“体用”说的貌似公允和浅陋，同时肯定“体用”派从实质上启动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且是将现代科技引入中国的先驱。文章指出了从“体用”派到新儒家的保守主义的四组共同特征：其一，民族立场与优患意识，通过浓烈的忧患意识宣泄出盼望国家强盛的情感；其二，人文精神与反科学主义，主张在坚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人本主义传统基础上，引进西方科技，反对科学至上、科学万能；其三，道德本体与宗教情怀，将道德上升到人类“终极关怀”的层面；其四，变易意向与中庸准则，“保守”并非墨守陈规，而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牟宗三语）。文章最后提出应从文化保守主义汲取有益的启示，认为其对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分析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对现代化过程的传统基础的强调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它的根本理论缺陷，在于它对现代化所需要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创造性转换”认识不足。
罗荣渠教授的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设两章专论传统文化问题，在论及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一上来就谈到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对儒学批判的反批判，分析了批判与反批判双方的得失。他指出，传统的儒家文化整体而言是反现代化的。历代积淀下来的“道统”观、“夷夏”观等等构成变革的巨大障碍。这使得现代化只能在维护皇权正统与儒学道统的范围内启动。这一启动发端于经世致用思潮，经历了“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等许多演变，都没有超出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框架。但自强运动的失败不应归咎于“中体西用”的指导方针。同期日本有“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与“和魂洋才”的口号，朝鲜有“东道西器”口号。为什么日本成功而中国失败，原因应从制度与政治层面去探寻。针对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问题，罗先生提出一个“改革儒学”概念。他认为从自强运动到戊戌变法，事实说明中国的改革儒学具有适应时代改制维新的内容。战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高速发展也说明，传统儒学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内涵，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被解放出来，推陈出新，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儒家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转换为推动家族式企业发展的契机；儒家重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强力开发；“行仁政”转换为一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注意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改造和利用儒学资源中的丰富蕴藏，对未来东亚及全世界的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中国现代化有史以来，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始终没有离开过“西学”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这两个题目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本世纪30年代前后，围绕东西文化比较、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等问题，曾经发生过持续多年的大辩论。当时讨论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反响。这说明文化思想变迁的艰巨性和曲折性，说明文化问题确实是现代化进程中最深层的问题。但今天的讨论不能是当年争论的简单重复。今天，像洋务运动时代“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那样的事不会再有，但以“全盘性反传统”或“全盘西化”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运动者，以及对西学“饥不择食活剥生吞”者，仍时有出现。在今日中国全面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日益深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的关系，仍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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