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我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1979年，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史学界开展了一系列学术讨论，史学家开始抛弃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方法，对历史学的功能、历史发展的动力等许多问题提出新的看法。许多新老史学课题被提出或重新提出。“现代化研究”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
新时期史学有组织地参与现代化研究，开始于80年代中期，以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两个重点项目为标志：一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主持；一为“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由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主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两个项目都有比较突出的成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辑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已出专著和论文集十多种，另有译著数种。其中，罗荣渠教授的两部力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凝聚了罗先生晚年在这一新的领域辛勤开拓的全部心血，已经引起广泛的重视。华中师范大学课题组编辑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也已出版《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专著和文集近十种。这些著作侧重于“由中国看世界”，用比较的方法，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层面重新给以探讨，确实大大开阔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围和人们的视野。
十多年来，现代化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仅从史学领域来看，除了上述两套丛书，先后出版的以现代化为主题的论著，依研究的范围划分，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研究，例如《从闭关到开放》（李时岳、胡滨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袁传时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中西体用之间》（丁伟志、陈崧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吴承明著）、《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丁日初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虞和平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周积明著）、《中国近代史记》（徐泰来主编）、《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朱英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王立新著）、《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邓子美著）等。
研究中国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现代化的专著，如《台湾三十年》（茅如琦主编）、《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史全生著）、收入《中国国情与现代化丛书》的《彼岸的起飞--台湾战后四十年发展历程》（刘明著）、《苏南现代化》（胡福明等著）、《中国近代海军史》（吴杰章等主编）、《中国城市化之路》（王春光等著）、《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田慧生主编）、《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邓子美著）、《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忻平著）等。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通史、通论性著作如《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徐宗勉、张亦工等著）、《中国现代化问题》（汪熙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高力克著），以及收入《东亚现代化研究丛书》的《巨龙的苏醒--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求索》（孙代尧、王文章著）等。
研究其他各国、各地区现代化的历史著作，如《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王觉非编）、《第一个工业化社会》（钱乘旦著）、《现代化第一基石》（侯建新著）、《商品经济与荷兰近代化》（陈勇著）、《走向现代国家之路》（钱乘旦、陈意新著）、《日本近代化研究》（吴廷璆主编）、《日本：走向现代化》（金明善、徐平著）、《日本现代化研究》（金明善主编）、《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严立贤著）、《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日本现代化研究》（张旅平著）、《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洪朝晖著）、《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道路》（李庆余等著）、《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江时学著）、《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曾昭耀著）、《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黄邦和、萨那、林被甸主编）、《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农民学丛书》之一，金雁，卞悟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沈志华著）、《亚洲四小龙起飞始末》（谷源洋等著）、《韩国为什么成功》（尹保云著）、《新加坡研究》（李一平著）、《东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江立华、杨燕树著）、《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彭树智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张振国主编），等等。
除了专著和文集以外，有关现代化的史学论文更是数不胜数。其中，著名史学家黎澍1979年的两篇文章《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和《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年鉴》1979年，两文均收入《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应当被看做是对新时期中国史学特别是对现代化研究有开拓性意义的文献。翻检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的分类或综合性论文题录，可以发现：“发展”与“现代化”、“社会变迁”、“结构转型”、“转型社会”、“传统与现代”等等，作为史学论文的题目或者主题词、关键词明显地在逐年增多。许多学术刊物开辟了“现代化研究”专栏。还有一些专事研究与讨论现代化理论与进程的刊物相继问世。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在这里将这些刊物和论文一一胪列。
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的各种学术会议相继召开，应当是新时期现代化研究逐渐走向兴旺的另一重要表现。这些会议中，较早的是由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部分高校系、所主办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近代化的道路与特点”讨论会（1983年于郑州）、“世界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与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讨论会（1986年于黄山）。华中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则先后主办了“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和“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除此以外，1989年4-5月分别于上海和北京举行的两个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均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内容。同期召开的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年会和此前的“英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于南京），以及1993年的美国史学会年会，1995年的拉丁美洲史学会年会，也都围绕现代化问题展开讨论。据本文作者截止发稿时的粗略统计，较大规模的这类史学讨论会仅1990年以来就有十多次。这些会议中除了上面提到过的，还有：“周学熙实业集团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5月于秦皇岛-天津）、两次“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1991年5月于上海，1993年5月于南京-九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5月于复旦大学）、“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年10月于北京）、“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1994年10月于北京）、“东亚经济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1995年8月于北京）、“1860-1960亚洲与中国的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8年3月于北京）等等。据了解，1998-1999年还有一系列这类的讨论会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长期以来，“革命”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乍一提出研究“现代化”，难免有人不解，以为它和“革命”是对立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人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危机”问题（参见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2月春季号，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但有识者并不这么认为。例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在谈及“考虑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时就讲到：“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刘大年先生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中也提出，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内容“一是要求民族独立，二是要求中国近代化。从西方侵略中国这一天起，就是民族运动的开始，也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近代化的问题”（《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刘先生谈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由此可知，他这里所说的“近代化”，其实就是“现代化”。
“现代化”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这固然与我国正在全面展开的现代化事业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科学研究有关，也是中国史学日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结果。“现代化”并不排斥“革命”，但“革命”显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全过程。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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