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与挫折的研究，兴奋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晚清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二是新型工商社团的兴起。
黎澍在《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历史学》（《中国历史年鉴》1979年）中提出了对中国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认为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是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的发展。其中，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从1980年起，李时岳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把洋务运动列为“近代中国前进历程的重要一步”，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近代向下沉沦（半殖民地并向演化）与向上发展（半封建并向资本主义演化）“两个过程”说（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人民日报》1981.3.12），由此而引起热烈的争论。有关的论文很多已结集出版。近年以来，以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史学界已初步达成共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姜铎先生早在60年代初就对全面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提出过不同看法，1996年又撰文回顾有关的论争。他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同时，洋务运动有反动消极一面，也不宜全面肯定（《洋务运动论争百余年之回顾》，《河北学刊》1996年第5期）。文章评价这一段长达35年的历史，持两点论观点似较平稳。由于该文是“回顾”，论述并未展开，诸多概念如“资本主义现代化”、“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反动消极一面”等还有待进一步厘定。洋务运动从总体上说，应当是地主阶级中的一翼为挽救专制王朝而推行的保守的自救、自强运动，虽然它有现代化的取向，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恐怕还有一定距离。另外，洋务运动始兴于同顽固守旧派的论辩，终溃于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封杀。简单地称之为帝国主义所允许或者反动消极似亦难成定论。例如，陈向阳就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晚清三次变革是先后相继、范围逐步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的现代化过程（《晚清三次变革与中国现代化的产生》，《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陈文此论与先前黎澍、李时岳先生等提出的有关论点有同有异（参见李时岳《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把洋务运动置于一个互相联系、依次上升的历史进步过程；不同于李著以辛亥革命为后继者，陈文则视清末新政为晚清第三次变革且规模和影响都最大。但陈文认为变革的内容包括多样化的民主化运动，似有将“新政”与同时期的民主运动混为一谈之嫌。因为尽管有君主立宪的趋向，毕竟专制王朝主持下的新政与同盟会等革命组织所代表的民主潮流是两个双向对立的运动。历史在这里不应当是单线的，而应当是多线的合力推动的进程。
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界对清末新政的研究有新的进展。虞和平在《清末民初经济伦理的资本主义化与经济社团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一文中，追溯了晚清政府和官员经济思想的变化并指出，迨到甲午战败，清政府总算明白了“恤商惠工为本源”的道理。到筹备新政之时，李鸿章、张之洞等纷纷上奏朝廷，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清廷也随即宣谕，明示推行讲究工商的国策。文章认为，晚清民初的工商立国政策具有社会动员意义并为经济社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朱英的专著《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考察。该书分析了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奖掖工商、振兴实业的政策，指出了这些政策和改革措施对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积极作用。本书通过对清末新政的分析，论证了作者关于新政是“有清一代最具深度和广度，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一次重要改革”的观点（《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本书确为填补空白之作，定会引起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周积明的《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从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启动与阶段性推进，西方扩张的双重效应与传统文化的双重机制等角度，全方位地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历程。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在现代性生长、发展的本质特征上，与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是一脉相通、别无二致的；同时，作为中国现代化总进程的一个阶段，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在时间特征上属于早期，在变化特征上体现为现代化变迁的最初发动。这样一个双重涵义正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命意所在。作者不同意把早期现代化称为“近代化”，认为这与划分“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不同，将“近代化”与“现代化”分别规定为“资本主义化”与“社会主义”化，包含着理论上的失误以及概念应用上的不可操作性。现代化是多模式而非单一模式；不能规定一种线性发展的时序模式，不能把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要赶超的西方发达国家说成还处于近代化阶段而尚未开始其现代化进程。科学研究不允许无法自圆其说的概念上的混乱。这样的讨论对于统一学术概念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性质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在此之前，罗荣渠先生也已经多次对“近代化”概念提出批评（参见《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3-8页等处的有关论述）。
同对晚清自上而下变革的研究相呼应，对于来自社会的现代化努力的研究在近年也有新的拓展，表现之一是对近代以来工商社团（主要是商会）的研究正在从兴起走向高潮并将会很快蔚为大观。其意义诚如章开沅教授所指出，商会研究是一种社团或社会群体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科新兴的领域（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朱英的另一部专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代表了这一新领域的成果。虞著认为，商会随早期现代化的兴起应运而生，是清政府厉行新政劝办商会和资产阶级自身要求双重动因的产物。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社团，因其组织规模而成为早期现代化的主角，在促进资产阶级自身现代化和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民主化、民族化两个方面显示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被动性、重合性、非自主性、非统一性等特点，由于政府腐败无能、商会自身软弱与政治文化素质低下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等内外原因，商会致力于现代化的努力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而成为早期现代化的一个失败的承担者。朱英在他著作的“绪论”中，回顾了本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和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有关商会的研究成果，并给本书提出了“从新角度提出新见解”的任务。新角度就是回应国外学者对近代中国有无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热烈讨论，“探讨清末民初的中国，是否出现脱离于国家直接控制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及公共领域，考察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特点，分析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影响。”作者承认清政府鼓励倡导了商会的建立并予以扶植保护，但显然不同意视新型商会为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半官方组织的观点，而认为包括商会在内的新型工商社团均为民间性质的独立自治组织，是以契约性规章而不是传统的血缘乡缘关系的、工商业者自愿合作并依据民主原则运作的社会团体（参见前引《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民族工商业从而长期被窒息而不能发展，这是中国没有发生内源性现代化的重要原因。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变革引起社会与国家新型关系的产生，确是中国现代化启动和发展的重要迹象。这样一个现代化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已经开始被注意，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对它产生兴趣。
（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这一领域的突出成就，是台湾学者李国祁、张朋园、张玉法共同主持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这项研究开始于1973年，当时选择了九个沿海、沿江省区，分别研究它们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社会历史背景，所遭受的外力冲击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为了做好这项研究，一些学者多次亲赴各省区访问、观察、收集史料。到1995年，已有《湖北省（1860-1916）》（苏云峰著）、《山东省（1860-1916）》（张玉法著）、《闽浙台地区（1860-1916）》（李国祁著）、《湖南省（1860-1916）》（张朋园著）、《江苏省（1860-1916）》（王树槐著）、《安徽省（1860-1937）》（谢国兴著）、《从变乱到军省：广西的初期现代化（1860-1937）》（朱浤源著）等7部专著相继问世。这些著述虽体例相同，但各具特色。如《从变乱到军省》探讨了地理位置特殊的广西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四个面向上以政治因素为主导的变化。“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计划主持者之一张明园先生，对该项研究已有成果从所采取的现代化概念、研究的架构等诸方面，作了一个综合性的检讨，指出了开展区域性研究的意义在于：1.中国有广大的幅员，传统背景与现代化的关系复杂，在甲地某种传统是助力，在乙地则可能变成了阻力；由于区域的不同，人的性格也有区别，从而“民族性”也非如有人认为的全然不利于现代化，而是无绝对的是非得先。2.西方的冲击迫使中国不得不变而且必须及时求变，但西方文化和外商、外国投资的影响，在不同区域不尽相同。张朋园认为区域研究的共同新发现主要有：1.领导阶层的强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自强运动成就微小，原因是其领导阶层非常传统。1905年废除科举制，推行新式教育，中国的领导阶层才为之一变。2.清末立宪运动在中国政治现代化上所造成的影响不容置疑。立宪运动中各省设咨议局，相当于今天的省议会，这是中国政治参与的起点。然而对此史家向少重视者。3.中国19世纪的工业化努力，犯了策略错误，误蹈重工业的陷阱，白白浪费了三四十年时间。4.清朝最后十年试图从改革入手挽救其衰亡命运，虽然人心已去，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但其改革内涵颇有现代化的意义。5.社会变迁的迟滞。6.各地发展程度不一，社会发展只有教育建设略可比较。7.人口压力、帝国主义和天灾人祸等等造成动乱，近代最大的一次动乱当数太平天国之役，发生于中国受西方冲击趋向转变的年代，其有益影响是战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减轻；不利影响，一是田亩增多推迟了农业人口向工商业的转化，二是动乱造成“前途未卜”的心理。概括地说是动乱与现代化两不相容。但也有学者对上述一些结论诸如领导层对现代化的态度与所受教育的关系、工业化政策等等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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